海尔智家股票回购动因及效应分析

资本市场股票回购频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智家”)从2021年起逐年回购,公告所示回购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本文对海尔智家2021—2022年执行的两次股票回购进行梳理,剖析海尔智家股票回购动因,识别回购公告原因外的其他隐性动因,并研究海尔智家股票回购引发的市场效应。

股份回购的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以黑芝麻为例

2018年公司法修订,做出完善股份回购制度、丰富股份回购情形、简化股份回购决策程序及建立库存股制度安排以来,A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逐渐活跃起来。但是,不同公司在回购动机、回购能力、业绩表现和市场表现等方面有所差异。动机决定行为,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本文基于“动机―行为―效果”的分析框架,以黑芝麻股份回购事件为例,从回购能力分析股份回购的真实动机,从真实动机剖析股份回购的经济后果,以期为促使股份回购发挥其正向效用提供政策建议,给保护外部投资者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带来一定启发。

共同机构投资者会影响公司股份回购吗?

股份回购是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备受资本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关注。随着我国共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其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鲜有文献关注共同机构投资者对股份回购的影响。本文以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会抑制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共同机构投资者是通过提高市场预期、降低机会主义以及基于公司长期价值而对股份回购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管理层持股低和现金资源较差的公司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类共同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更大。本文不仅丰富了共同机构投资者和股份回购的相关研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启示。

供给与需求不确定情形下的供应链回购契约与补偿契约比较

在供应链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之间通过签订有效的契约(如补偿契约或回购契约)对供应链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研究了需求和生产不确定同时存在时,一个两级供应链中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在一个定价-订购-生产-销售周期内进行斯坦伯格博弈的模型,各成员的目标均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从理论上证明了使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投入产量和最优订购量均衡存在且唯一,揭示了生产成本、批发价格、生产与需求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对均衡的影响。最后,从制造商和零售商角度比较了其在不同契约机制下的利润水平。对于制造商,当零售商补偿单价相对于制造商生产成本较高时,多数情况下补偿契约优于回购契约;当零售商补偿单价相对于制造商生产成本较小时则恰好相反。对于零售商,多数情况下回购契约优于补偿契约,唯一的特殊情况是制造商产品盈利空间相对较小、生产不确定较大以及需求不确定较小。

股份回购与公司资金成本:财务风险视角

以200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数据为样本,考察回购前后资金成本变化情况,发现股份回购后企业资金成本呈上升趋势,其中,对于财务风险大的公司,回购导致资金成本上升的情况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也表明,财务风险大的公司,在回购宣告后,其长期市场反应也更差。研究从资金成本角度解释了当前中国股份回购长期价值缺失的原因,揭示出股份回购的长期价值效应受企业内部条件的作用。

公司价值:现金分红还是股票回购?

在我国监管机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制度的背景下,本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的现状,探讨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的策略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基于1999—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数据,本文发现: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都能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净率,但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尤其是超过30%的时候)会损害公司价值,央企体系企业及非国有上市公司单独采用现金分红最佳,而央企体系之外的国有企业单独采用股票回购最佳。这些分析结果,能为上市公司调整其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动因及经济后果分析——以M上市公司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有关股份回购政策的不断修订与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现象日益增多。为避免盲目跟风,在进行股份回购时,公司应该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经营模式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制定合理的股份回购计划。本文选取了M上市公司为案例,对其回购过程进行了阐述,深入剖析其回购动因,并运用财务分析方法评估了股份回购对M公司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希望能对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具有一定的借鉴效用。

环保成本优化:BOO/BOT环保项目回购策略与实践分析

随着钢铁行业进入下行周期,面对经营绩效下滑和环保要求的双重压力,钢铁企业普遍采用BOO/BOT模式建设环保项目,但高额的运营服务费成为企业成本控制的重点。通过对影响BOO/BOT环保项目实施的关键因素分析,包括行业环境、技术操作、合同条款及回购效益等,本研究提出了项目回购的计算公式,并结合具体案例,从利润和现金流两个角度分析了回购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在具备技术运营能力和合同条款支持的前提下,钢铁企业回购BOO/BOT环保项目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并减少现金流出。建议钢铁企业在回购过程中应合理确定回购资金,并通过降低自营成本、优化折旧政策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回购效益,为钢铁企业环保成本优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策略。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债权人保护——以怡亚通终止股份回购事件为例

以2018年华润信托等机构持较低比例债券叫停怡亚通股份回购事件为例,探讨股份回购诱发的股东与债权人冲突,分析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化解冲突的超额权力。研究发现:首先,集中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使股份回购异化为私利行为,即控股股东利用回购转移风险,引发股东与债权人冲突;其次,制度环境、债券契约设计和机构投资者身份是影响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最后,债权人因组织间非对称性依赖形成的超额权力能够帮助化解冲突。本文最终建构股东—债权人冲突下的债权人保护理论框架,不仅扩展了回购背后股东与债权人冲突的相关研究文献,也从组织间依赖视角丰富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启示。

基于考虑碳减排技术和差别定价的回购合同的电力供应链问题

在传统发电公司对不同地区的用户实行差别定价政策的当下,碳减排技术(CRT)情况使多数公司陷入两难境地。本文依此构建模型,情形包括:一、公司发现投资碳减排技术的利弊,二、公司保持原有运营流程。同时模型内加入回购合同、收益合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算法,寻求在相关约束条件下各时段的最优电价、努力程度、储能设备服务面积、预防性维护预算和电力需求。最后,本文对该模型进行数值分析,求得弹性系数相关影响。结果显示CRT带来包括更高的利润、更高的电力需求要求以及针对供应链和发电公司更温和的价格波动,同时电价的降低会为用户开启更少的储能设备。此外,本文还意识到选择合适系数值的重要性,测算发觉,价格弹性系数的增加会导致电价的下降,反之,产出弹性系数的增加则会导致电价的上升。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后的农民回购制度

土地经营权回购制度是土地经营权入股后的配套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考虑到现有法律法规对土地经营权入股后的回购制度未作出详细规定,通过研究经营权入股公司后的回购方式,将视角聚焦回购的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各自面临的困境并试图构建农民土地回购制度的法律路径。研究对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达成完善土地经营权的回购路径、均衡农地集约化发展的需求以及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目标。

新收入准则下售后回购事项的税会差异分析

从2017年新收入准则颁布到2020年1月政策正式实施,四年间,实务界对收入的确认计量问题进行了多次实践,同时会计司已经多次出台了应用指导案例。新收入准则的不断推进,使纳税人在填列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时,面对各种调整项充满了困惑。对于这些调整导致的税会差异,实务界细分为三种情形:收入确认时点的差异、交易价格的差异、特定交易的差异。前两者的税会差异研究得比较透彻,而特定交易的差异研究得却很模糊。因此,文章结合实际案例,通过研究其中涉及较广的售后回购交易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方法,分析其存在的税会差异,并提出适用于企业实务处理的应对建议。

中国平安股份回购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我国股份回购政策起步较晚,市场上回购热情不高。直到2018年底,多个相关制度文件相继出台,规范指引回购行为,才逐步激发了各上市公司的积极性。本文选取置身2019年回购浪潮中且回购金额巨大的中国平安为案例,不仅研究其第一次股份回购,还完整分析了至今鲜有学者提及的第二次股份回购过程。首先,结合公司市场表现和财务状况对回购动机进行剖析;其次,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市场效果、采用财务指标法分析财务效果,以期对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提供借鉴,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地发展。

股份回购对市值管理的影响效果研究——以牧原股份为例

我国上市畜牧类企业的市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产品的价格变动影响。自2019以年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猪肉价格经历了上涨与下降的过程,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生猪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其市值在这一段时间内随着市场的变化起伏较大,当市值下降时,企业就会通过各种方法来提升并保持市值的稳定,方法之一便是股份回购。股份回购作为被广泛使用的资本运作工具,具有维护企业市值稳定、完善资本结构的作用。文章以其为分析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探究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方法起到的提升市值的效果,为其他企业选择市值管理方法时提供启示与建议。

迈瑞医疗股份回购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迈瑞医疗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8~2022年财务数据,探讨股份回购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揭示股份回购对股价和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同时,指出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可履行性的审查规则重构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确认了目标公司“对赌”有效的同时,也将裁判核心由协议效力转向了可履行性审查。在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先减资、再回购”标准难以让投资方实现权利,也给了目标公司不履行回购义务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因为将股权回购与减资程序捆绑的做法缺乏法律上的正当性。“对赌协议”作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其立法空白已经不容忽视,应从资本制度改革的角度入手,尝试在坚持资本维持原则的前提下借鉴偿债能力测试标准,重构“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可履行性的审查规则。

减持背景下的公司股份回购行为研究——基于歌尔股份的案例分析

回购事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不断增多,其中部分企业通过实施股份回购计划来满足大股东的利益诉求,对中小股东的利益构成侵害。这样的行为无疑侵蚀了投资者对股份回购行为的信心,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为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缓解回购过程中存在的代理问题,从而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首先以歌尔股份在2019年实施的股份回购计划为研究对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两次回购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进行分析,其次从市场效应、财务效应两个方面对回购行为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与评价,最后对回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期能为监管层提出实质性建议。

连续股份回购动因是加强信号传递还是混淆视听?——巨人网络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份回购这一金融工具开始逐渐被国内上市公司接受并使用。2018年,有关部门对《公司法》中与股份回购制度有关的第142条规定进行了专门重修,进一步放开对股份回购的限制。国内资本市场掀起股份回购的浪潮,并开始出现连续股份回购的现象。上市公司进行连续股份回购,究竟是想要加强信号传递的强度,还是在欲盖弥彰、混淆视听?对巨人网络2018年至2021年间连续三次股份回购的研究发现,其连续股份回购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视听的目的,公司在试图掩盖回购动因。研究可对公司、投资者、监管机构利用和管理连续股份回购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股份回购如何影响股票流动性?

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股份回购行为对股票市场微观运行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本文从股票流动性的视角出发,使用手工收集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开市场股份回购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通过事件研究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实施回购降低了股票流动性。机制检验表明,股票回购提高了逆向选择成本,导致买卖价差扩大,股票流动性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是重要的调节变量,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能有效减弱股份回购对股票流动性的负向影响。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股份回购的微观影响机制,亦对监管部门制定股份回购监管政策具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