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反思与重构:立法、学理及判例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是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的核心。证明责任倒置适用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受到普遍质疑。域外立法、学理及判例显示: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呈原告负担逐渐弱化,被告负担渐进强化路径;环境侵权领域因果关系证明主要采用因果关系推定而非证明责任倒置;损害对象的差异性,因果关系推定证明理论及证明标准亦有不同。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立法存在矫枉过正之嫌,与司法实践存在抵牾。针对环境损害对象(人身健康及财产)的差异性,以利益位阶理论为基础,统合因果关系推定各理论与不同层级证明标准,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进行类型化规范设计。这种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模式设计更有利于环境侵权领域精致正义的实现。

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承担——对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之区别的厘清

在因果关系推定的视域下,原告须先就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初步举证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盖然性,然后才发生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和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我国现行法采用的是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规则,证明要件从诉讼伊始就已经完成了分配,损害行为和所受损失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则应当自始由被告来承担,故原告对因果关系提出"表面证据"或者"初步证据"并非被告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倒置的前提。

操纵市场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认定——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视角

操纵市场行为一直是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沉疴痼疾,也一直为证券法严格禁止,而操纵市场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又是理论与实践的难题。适用一般侵权理论会带来证明的困难性,类推《虚假陈述规定》又具有局限性,欺诈市场理论也存在不适用性。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应从操纵市场民事责任认定难题的本质入手,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出发,将举证责任倒置,进而推定交易因果关系。但在具体适用上仍需谨慎,在适用前提、适用主体上均有限制,操纵人亦可提供相应反驳理由推翻。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过错及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倒置——从事实到价值的思考

过错及因果关系推定是法律在前提事实(某种情境下的损害)获得证明的条件下,绕过了法官对基础事实问题的认定,而对法律事实中的法律问题(过错及因果关系有无)给出的暂时性结论。证明责任本质上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承担的败诉风险,是对法律事实中事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大陆法系,法定推定必然导致证明责任倒置。英美法系情形不同。过错及因果关系推定具有相同的正当性基础,它们在现行法中的体现尚未得到全面认识。

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个人信息泄露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评庞某某与东航、趣拿公司人格权纠纷案

通过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结合考察可以确定,在个人信息泄露的案件中,信息权人对信息泄露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种权利人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与其证明能力的不匹配,更容易纵容泄露隐私信息的行为。而信息控制者负因果关系证明责任更为合理。

论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与举证责任

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因果关系作为待证的案件事实之一是需要证明的。产品责任案件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和科技性等特征,决定了在这些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困难性,而由哪方当事人来完成这一证明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决定的。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与我国现行规定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与举证责任分配的若干建议。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是举证责任倒置还是因果关系推定,目前存在不同看法。举证责任倒置倡导者是从字面解释等角度去分析,认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完全倒置于加害方;因果关系推定的主张者则从立法政策等方面论证,认为受害人仍需要承担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需要平衡受害人与加害方之间的利益,本着受害人权益保护与加害人一定的行为自由一体考量的价值目标,科学配置他们之间的证明责任规范。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困境与改进建议

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存在逻辑漏洞,原因在于对“推定”这一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误解。推定通常具有“假设”和“推理”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本质差别,从而影响不同逻辑结构下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导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在环境侵权领域,要逐步放弃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定,防止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也可以采用比例因果关系的做法回避证明责任的适用。

中美证券欺诈因果关系及证明责任比较研究

证券市场上,客观现象之间的错综复杂性更加决定了证券欺诈因果关系理论的复杂性。在美国,适用"推定信赖原则"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有利于被告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对于维护投资者的诉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没有特别规定证券欺诈的因果关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民事案的原告,还是刑事案的控方,要证明损害事实与证券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非常困难。在面对举证责任的难题时,没有必要裹足自缚,将出路限于"推定信赖原则"。世界恒动,个案迥异,时移势易之下,它不可能是解决证券欺诈因果关系问题的"普适"公式。对于证券欺诈的因果关系和举证责任或严格或宽松,可以倡导多元化的思路。

论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诉讼证明

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其证明非一般证明方法所能解决。目前比较有效的证明方法有表见证明和间接反证,重大医疗过失时可以减轻患方的证明责任乃至实行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发生证明妨碍行为时,可以做不利于妨碍方的事实推定。此外,概率认定因果关系理论、文件义务和诊断结果之作成与确保义务理论对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亦具有一定的作用。盖然性说和优势证据理论亦可作为适当的参考。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人举证责任论要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基于公平、公正、效率等价值,需要改变传统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当让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不仅应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还需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基于2005—2017年120份环境侵权判决书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的环境侵权案件逐渐增加。我国《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学界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初步责任应由谁承担有不同主张。有学者认为应该由侵权人承担(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有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未区分具体案件,应该适用因果关系推定。鉴于上述争议,笔者试图结合司法案例,并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应如何分配,从而实现法律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通过查阅北大法意案例数据库记载的2005—2017年120份环境侵权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要求被侵权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证明责任"以及依赖因果关系理论或鉴定结论等问题。进一步根据法经济学理论,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进行重新界定,分析发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最优选择是:被侵权人承担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明责任,完成证明责任后由侵权人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这一研究结论恰好与学界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推定"达成共识。且既可达到收益最大化,又可使预期错判损失最小化。故将立法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修改为"法律上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的实现

在中国法语境中讨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出发点只能是证明责任倒置,而非因果关系推定。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在理论上遭遇广泛批评,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权利人证明关联性存在,污染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变异方案,但该方案缺乏理论依据,且无法清晰划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厘清因果关系要件的内涵,让“污染物到达”这一要素回归加害行为要件。由此形成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案,不但完美匹配现行法的规范目的,也足以满足司法实践对于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需求。

个人信息侵权因果关系认定困境的纾解——以推定因果关系为进路

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受证明能力不足、证明成本高、证明标准模糊、数人侵权案情复杂等而陷入困境。上述司法认定困境与因果关系理论争议不无关系,条件说、类推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均存在理论缺陷与价值局限,基于盖然性标准的理论支撑以及个人信息侵权解纷的现实需要,推定因果关系说具有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规则优化方面,原告需在形式上对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证明的程度达到一般程度以上;被告需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且该证明责任达到高度盖然性方可否认侵权责任。

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分歧。由于鉴定义务分配属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故而解决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现行法上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尽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但《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将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立法分析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立法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即应由加害人就其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要求受害人提交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学者认为该解释合理、正当,是对原法律规定的实质性解释。实质上,该解释本质上不是制度内的修补与完善,而是制度的更替:由原来的举证责任倒置变化为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尽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实质上具有一定的造法功能,但其司法解释的范围应受到必要的限制。该解释违反了《立法法》之规定,其做法并不足取。

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一个动态的证明责任的视角

就医疗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患方存在举证困难,但《侵权责任法》对此未有明文,将发展具体举证规则的任务留给了司法。两大法系对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虽实行一般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但通过司法创制了诸多减轻乃至倒置证明责任的方法。我国应当采行动态证明责任观,自诉讼的全过程来观察和解决患方的举证难,目前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是事案解明义务,并可引进疫学证明方法。

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之证明——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产生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第58条恢复了患方承担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医疗侵权诉讼的因果关系分配仍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由医方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保障患方角度出发,医疗侵权纠纷中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应由医方来承担。实践中,法官针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应该通过表见证明、专家辅助人和鉴定制度来认定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