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试论慧远对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发展

慧远(公元334—416年)是我国历史上一大奇僧,其一生大致与东晋王朝相始终。据[梁]慧皎《高僧传·释慧远传》载,慧远“弱而好书,珪璋秀发……故为少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后削发出家,师从道安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然亦不废俗书,而是利用俗学功底为其传道护法活动服务。以后离别道安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