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基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要遵循的根本价值观。在新疆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内在理念,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努力建设新疆现代文化新格局;通过促进文化认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好、维护好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从灾难救助看有机团结社会中的法律思想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5.12地震灾难应急反应的积极要素积累起来。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这都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潜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形成制度体系。

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团结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他人的情感联结和关切,其与社会长期存在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辨析了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团结度的多重机制:(1)传统文化能够为人际交往提供共享性的基本道德资源,使得人际在保持彼此独有特征的同时,在是非判断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2)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一种面向全社会成员的共享性身份建构,以此勾连社会上的不同个体,让“内群体偏好”得以拓展到整个社会;(3)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帮助行动者完成惯习的跨场域迁移,以其他场域所培育的行为模式、价值标准和态度倾向来达成维持社会团结的目的;(4)传统文化可以形塑个体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认知框架,从而通过注意力分配等机制让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做到“求同存异”;(5)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提升社会团结,而传统文化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内容并调节个体内化集体记忆的具体过程,以此作用于社会团结。

统战团结精神与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工作,实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体现了统战团结精神。现代社会乃是有活力、有序的组织化社会或有机社会,社会学有关有机团结思想有益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统战工作达到的团结,显然不是机械团结,而是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有机团结,是统战团结。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以尊重分工但又超越分工及其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致力于重建社会关系,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团结,形成了优越于自由主义政体的现代社会动员及其组织化传统。新时代中国统战及其社会的组织化,特别体现为:国家民族的集聚与认同建构;吸纳与团结知识分子以推进社会的理性化;吸纳和团结新的阶层人士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以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东亚际遇

涂尔干在社会团结论中试图通过对两种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界定,揭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轨迹。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主张重建职业共同体并以职业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代替传统道德,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重系断裂的社会团结纽带。然而涂氏社会团结理论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之间的过渡阶段、职业共同体特征等方面缺乏准确概括,对非西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性方面估计不足,从而使其在东亚社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缝隙。具体到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同体制,但其企业内部传统的机械团结模式非但没有走向衰败,相反却呈现出愈加强盛的发展趋向。社会团结理论在东亚的际遇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复杂互动过程,足以引发研究者的深度省思。

大团结视域下社会组织的统战意义

在新时代大统战中,建构全社会共同体,是夯实大团结大联合社会基础的必由之路。社会组织具有志愿性、公益性、自治性、平等性之类的特征,能够提供道义资源,发挥统战作用。社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促进社会团结,可以围绕生活、职业、公益、价值维度形成交叉重叠的多种共同体。在发展社会组织上,需要处理一系列特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问题,包括引领性与自主性、志愿性与公益性、调控性与首创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统一。在高度分化而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同心圆的建构,既需要高瞻远瞩的擘画,也需要洞悉自发秩序,因势利导,引领社会组织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疫情中的社会治理策略:社会团结与传染病菌的对抗

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疾病危害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其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从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上讲,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影响是社会性的:它通过社会连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时空伴随的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高度重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不同的冲击。更为根本的是,新冠病毒的传播也毁坏社会连接,直接攻击社会团结,动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根本基础。传染病菌与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瘟疫能够动摇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危及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证明,巩固的社会团结与协同合作是应对传染病菌挑战的社会前提与基础。

社会团结的先声:皮埃尔·勒鲁的贫困治理思想

19世纪中期,产业工人贫困问题在法国社会凸显,社会主义者纷纷提出改革方案,限制自由市场竞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皮埃尔·勒鲁认为,贫困现象源于19世纪法国社会道德的衰落与统一共识的破碎;治理贫困不仅需要从实践上变革劳动组织和所有权,更要在社会智识中建设稳定的道德秩序,以个体间的世俗团结重塑慈善伦理。这一思想开启了法国社会团结理论的先声,促使19世纪法国慈善话语从以教会救济为主的慈善伦理,向以社会责任为主的世俗团结原则转换,对法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托。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实现,既有自发的生成机制,亦有自觉的生成机制。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社会分化呈现出普遍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来加强社会整合。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以政治团结的方式提升社会团结;以社会善治的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前者在统一战线中得到充分地证成,后者散布于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提供新的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筹调和多样社会力量的根本保证,政府职能统合是应对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关键要素,民间社会的动员与共同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化与集成化的发展方向,将开创社会团结与整合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

“附近的体育”:地缘生活体育的社会团结功能及建构路径——基于上海市ZS街道生活体育社团的调查

以地缘性的嵌入与“脱嵌”理论为基础,基于上海市ZS街道生活体育社团的实地调研,探讨地缘生活体育对基层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及以地缘生活体育为媒介的基层社会团结的建构路径。工业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使社会成员日益脱嵌于“附近”的生活,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建立社会关系,基层地缘空间出现空心化的形态,地缘共同体趋于解离。地缘生活体育是以基层地缘空间为依托的具有具身性与地方性、开放性与生活性的体育参与形式,地缘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体育参与和互动能增进深度的社会交往。地缘生活体育蕴含着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地缘交往空间内建构平等的沟通、信任和互惠的关系,培育地缘性的社会资本。发展地缘生活体育,有助于社会成员重新重视其“附近”的生活场域,产生共同体的意识和情感,建构地缘共同体以增进基层社会的公众参与及优化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

去污名化与社会团结重构:自然人破产法的现代进路

破产污名作为阻碍现代自然人破产法生成的对抗因素之一,根植于个体对集体意识所划定的借贷行为规范的偏离,是该偏离的消极标签。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级社会中,破产法承载破产污名,压制破产者以维护集体意识,保持其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随着初级社会向分工社会发展,尤其是面对现代的债务危机,自然人破产法逐渐与污名分离,破产污名留存于社会中,阻碍了自然人破产法发挥修复分工的作用。自然人破产法通过去污名化、修复社会分工等现代进路,使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涂尔干社会团结的理论与思想虽然已历经百年,但对研究当下不断分化的社会形态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随着分工不断深化,社会异质性逐渐增加,社会面临个人主义膨胀的风险。经济生活与职业团体成为构建人们集体意识的空间与场域,人们与社会的联结逐渐减弱,日常生活面临私有化趋势。研究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辩证统一有助于社区从集体意识、群体认同和民众社区参与两个层面来激活社区秩序建构与社区内生性发展的动力。而职业团体与道德整合的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意义与实践,构建紧密的集体道德生活空间。

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

20世纪30年代,巴塔耶与卡约瓦、莱里斯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学学院”,致力于研究社会存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神圣形式,从而复兴了涂尔干学派有关神圣社会的讨论。通过考察社会学学院的思想实践,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神圣社会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下问题: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回应了何种社会现实?神圣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指出,社会学学院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神圣社会的思考;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危机,学院又以更具动态性的进路恢复了神圣性的暧昧属性,使神圣性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介入社会秩序的营造与维持,从而既为物化与压制性的生活找寻可能的解脱路径,也为社会的团结与共通提供了新形式。

多元利益诉求:农村社会团结纽带的断裂逻辑——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利益纷争弱化和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支持性力量,社区异质性增强,内部分化加剧,产生了诸如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开始凸显、村民与村民的分化不断增加、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等一系列失范行为,这些问题再生产的机制是群体、组织、个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割裂了乡村社会的团结纽带,其根源是公共物品的分割性特征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社会团结中的法律——略论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作为学院派社会学的创始人 ,法国近代社会理论家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始于孔德的社会学方法 ,另一方面坚持启蒙主义传统 ,试图用规范的社会学方法给予社会整体一个理性主义的解释。

友谊的可能性 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