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家庭的团聚:以北京为例

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从家庭成员分离向家庭成员团聚的转变。本文利用"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做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及分离的流入地视角的定量研究。我们把家庭类型变量与受访者个人变量相联系,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分合的因素,发现流动家庭的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与家庭团聚与分离的关联不大,家庭成员的个人因素,如良好教育、较高收入、流入时间长等,都有利于家庭团聚。两类家庭受访者信息的比较研究还显示,团聚家庭在定居意愿、使子女有更好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团聚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开启了实践多元的破冰之举,使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开始进入到公众视野。但因国家政策布局尚未完善、家庭团聚条件受限、深层次矛盾存在、合法性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子女家庭团聚的基本权利尚无切实保障。为此,要通过打破制度壁垒,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式,为农民工家庭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使"进得去城,回得去乡"成为一种常态。

夫妻分离流动家庭团聚迁移演进分析

在中国市民化制度政策基本完善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夫妻分离流动家庭仍占有较大比重,实现夫妻家庭团聚迁移仍不如预期。本文依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综合考虑成本收益,构建了夫、妻迁移群团聚迁移演进模型,研究了夫妻家庭从分离流动到团聚迁移的演进过程。研究表明:3人以下小规模夫妻家庭经过十几年时间能够实现团聚迁移,含2个以上非劳动力的较大规模夫妻家庭不能实现团聚迁移。系统仿真结果进一步表明,提高夫、妻迁移群分离流动收益和共同努力实现团聚迁移预期收益率,降低两迁移群单方努力边际成本,可以使小规模夫妻家庭加速实现团聚迁移。但如果考虑定居商品房购房成本,则小规模夫妻家庭也无法实现团聚迁移。为促使夫妻分离流动家庭实现团聚迁移,需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市民化制度政策落实方面采取进一步优化措施。

百度企业社会责任季报发布:AI寻人三年帮助超6700个家庭团聚

创业邦获悉,7月5日,百度发布《百度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季报》,回顾了过去3个月中,百度在用AI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关注特殊群体、发挥平台责任、开发者创新等领域的实践与进展。报告称,三年来百度已经帮助超过6700个走失者与家庭重新团聚,百度通过智能语音技术帮助当年浴血奋战的老兵与多年未见的战友隔空对话。报告还回顾了AI技术如何帮助视障、听障等特殊群体改善生活与学习的质量。

家庭团聚程度、ICT运用与非户籍人口城市融入的关联研究——来自于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的实证数据

通过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四座城市非户籍人口的1421份问卷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融入各维度间呈现不均衡差异,心理和文化融入整体水平较高,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整体水平相对较低;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融入呈现个体异质性与地区差异;家庭团聚程度与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家庭团聚程度对非户籍人口的影响强度受到其子女学龄阶段的调节,子女学龄阶段越低,家庭团聚程度对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融入影响作用越强烈;信息通讯技术(ICT)运用通过本人ICT运用和因ICT运用与他人互动两个维度对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融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动力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创业扶持和产业转型等方式为提升回流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家庭空间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

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空间分离问题,实现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是中国新时代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家庭空间“团聚-分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夫妇同城务工的比例较高,但携子女与父母共同外出的比例较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分离”状态受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与其子女和父母团聚的可能性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与流动人口配偶团聚的可能性呈正向线性关系。“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家庭发展诉求,本研究提出,在既定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发展进程存在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离散”的平衡点,在平衡点以下城镇化外部环境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正效应为主(“家庭团聚效应”),在平衡点以上外部环境将转为负效应为主,家庭将被迫离散以降低外部负效应(“家庭离散效应”)。正负效应转变的平衡点随着城镇化模式与阶段的转变而变化,改进城镇化模式、提升城镇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使平衡点向更高水平城镇化区间移动。

超大城市青年移民家庭化的双重困境——基于北京市多数据来源的比较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从本地家庭化和家庭本地化两个层面讨论北京市青年移民的家庭发展问题。发现非京籍青年移民的家庭化过程受到经济条件、户籍问题和社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就地组建家庭的视角看,户籍是促成婚姻市场"本地-外来"分割的重要因素,非京籍人口与京籍人口在恋爱和婚配过程中存在严重隔离,京籍青年移民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比较优势。从家庭团聚的视角看,由于家庭规模减小和结构功能变动带来的双重影响,核心家庭团聚成为主要的迁移模式,在家庭团聚过程中夫妻随迁和子女随迁处于优先地位。尽管主干家庭成员随迁依然存在,但表现出短期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调整城市区域户籍准入机制等方式,促进青年移民的家庭团聚和关系本地化,有助于大城市青年移民摆脱在婚姻匹配和家庭团聚方面的双重困境。

从移民书信看华侨家庭的跨国互动

近代以来,中国人移民海外后,往往通过书信与国内家庭保持联系,闽粤侨乡民间为此保存了大量的移民书信。移民书信的保存状况不一而足,反映的华侨家庭故事也千差万别。华侨出国除了带给侨乡家庭源源不断的汇款外,也因长期分离及观念冲突而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由于条件所限,华侨家属选择再移民面临重重阻碍,早期的家庭团聚移民并不容易实现。

国际法中的难民家庭问题

难民家庭问题是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国际法文件对这个问题的规定并不详细,我们需要结合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件对此进行探讨。目前世界各国对于难民家庭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国际责任而给予保护,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个问题会对本国社会造成冲击。在国际法中,难民家庭完整和团聚意味着各国不应分离一个完整的家庭并且应该采取措施维持作为一个单位的家庭,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协助离散了的难民家庭成员团聚。

一家团聚是现代神话吗

在现代社会,一家人团聚机会日益减少。大家都在紧张地忙,有的忙生意,有的忙公务,有的忙读书。这样久而久之,家庭成员与家庭外进行联系的交往与日俱增,而家庭内部成员直接交往却显得日渐稀少,你听一听几位“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及其决定机制

在从迁出地转移出来之后,我国流动人口的二次迁移(永久迁移)意愿出现了明显分化。在构建"推力—拉力—阻力—能力"的"四力"解释机制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呈现出层次性特征,按意愿强烈程度依次是"长期居留""家庭团聚""户籍转换"和"置业安家"。迁入地拉力越大、个体能力越强、家乡羁绊与迁移阻力越小,则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烈;而来自迁出地及家庭的推力仅能提高其"户籍转换"意愿;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和"置业安家"意愿主要受到"能力"机制影响,"家庭团聚"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拉力"机制决定。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决策已主要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逻辑,而不再是生存理性逻辑。

城市迁移人口的群体分化与认同困境--基于2011年CSS数据的分析

新一轮户籍改革之后,以城乡分割为基础视角的市民化问题被淡化,属地化问题受到重视。从城市迁移人口的类型划分及群体差异出发,使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社区环境、家庭和个体禀赋等三个层面对城市迁移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发现,城市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在人力资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严重群体分化,从而导致不同类型迁移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不同步性。

城市规模等级对农民工核心家庭团聚状况的影响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统计年鉴及公报数据,根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使用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层次非线性回归,分析了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农民工核心家庭迁移的特征及城市规模等级对农民工核心家庭团聚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迁移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且大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团聚状况最好;城市规模等级对农民工核心家庭迁移决策有稳定的显著影响,大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可能实现团聚,特大及以上城市中的农民工核心家庭最难实现团聚;其他城市特征、家庭特征及先行者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核心家庭团聚的影响作用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中均存在差异。因此,应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优化资源配置,以应对可能的人口流动变化。

加拿大的移民和移民政策

加拿 大基本上是一个由不同种族的移民所组成的国家。除少数土著人外,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了加拿大多民族的大家庭。 加拿大地博人稀,为了开拓广阔的领土和资源以及发展经济,需要大批劳动力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的不足。移民在加拿大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还通过增加需求扩大加拿大商品和劳务市场,并为加拿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移民也带来一些令人关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促进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加拿大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

简论战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

作为一个长期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德国移民问题一直备受各界的关注。而作为德国境内第一大移民群体,土裔移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们的处境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社会的现实。而土裔移民的存在必然又对德国本土产生正反两方面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