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概念的嬗变与启示

作为诉的主观合并禁止原则的例外,必要共同诉讼滥觞于日耳曼固有法上的诉讼团体共享诉讼实施权制度。随着诉讼团体范围的扩张,被视为一种妨诉抗辩的共同诉讼也受到质疑。以诉讼标的不可分为契机,必要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变为诉讼标的应合一确定。当诉讼法与实体法从体系上分离之后,必要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从实体法转向诉讼法,从必须共同诉讼转向避免矛盾判决,即从诉讼标的应合一确定演化为判决之合一确定,同时完成了从法律上合一确定转向逻辑上合一确定的华丽转身。借此,必要共同诉讼的类型也随之从单一走向多元,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应运而生。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质疑——对必要共同诉讼中适格当事人的分析

我国理论和立法认为 ,必要共同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为全体权利人或义务人 ,当有人未参加诉讼时 ,法官会基于“必须合并审理”的要求追加当事人 ,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处分权原则 ,而且与既判力理论和程序价值论相违背。因此 ,作者主张借鉴国外民事诉讼中将必要共同诉讼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做法 ,将全体权利人或全体义务人参加诉讼当事人才为适格的情形限定在最有必要的案件中 。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多数人之债诉讼中的适用

根据不同的视角对多数人之债会有不同的分类,我国民诉法将其分为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近些年学界又出现了协同之债的概念。对于这些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将采取怎样的诉讼构造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我国对于多数人之债的诉讼采取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的分类,对于必要共同诉讼没有进行再次划分,笔者认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具有必要性,在解决多数人之债诉讼构造的问题上也有极大的优越性。

日本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制度及理论——兼与中国制度的比较

一、前言在现代社会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为多数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多,规范其成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共同诉讼程序规则的重要性也逐步提高。笔者自2007年11月起在中日两国政府协议合作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修改项目》中担任日方委员,共同诉讼的有关规则也是该项目的重点探讨课题之一。据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所言,现行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较少,民事诉讼法理论中有关共同诉讼的研究相对其他领域也较为薄弱。而且。

涉及共有财产权的共同诉讼形态——从《民诉法解释》第72条出发的类型化分析

涉及共有财产权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多样的诉讼形态,有必要进行类型化分析,以便为实务上的程序操作提供指针。因共有财产权受到侵害而引起的诉讼原则上都应为共同诉讼,但基于物权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的情形允许共有人单独起诉。此种情形在诉讼法的学理上导致"不可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转化为"可分可合"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亦为《民诉法解释》第72条修改此前相关规定的原因之一。此外,因共有权人内部纠纷引发的共同诉讼形态中,某些情形下部分共有人能够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有通知与争议对方存在利益一致性的部分共有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可能性。牵涉到共同共有的财产且共有人为被告时,原则上全体共有人都必须共同参加诉讼。按份共有人只有当纠纷不会牵扯到他人份额时才例外地不必作为共同诉讼人。

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的程序法理分析——从实践考察到模式转向

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与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的精神相悖,制度设计上缺乏内部自洽和程序控制,在解释论上陷入维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诉讼共同必要性与强化拒绝起诉人实现参加诉讼效果的两难抉择。实践考察方面,该制度的程序机制运行不畅,问题丛生,具体表现在制度设置的除外事由单一、制度适用的效果不理想等。域外处理机制方面,对于是否采取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做法,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是不可或缺的;否定者则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现参加诉讼的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且无法通过零碎化修补达致完善,应当予以摒弃。于此,可行的举措应为限缩原告方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摒弃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制度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应由“强制追加共同原告”模式向“多元化处理”模式转变,调整拒绝起诉人的诉讼地位,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列其为辅助参加人、被告或第三人,将其拉进诉讼并承受裁判结果的一定拘束效力。

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文章围绕公司在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介绍并评析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地位界定的相关立法与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地位妥当并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可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原告方追究被告的责任;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行为不当且对公司不利时,可以辅助参加人身份辅助被告参加诉讼。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围绕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时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介绍并评析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地位界定的相关立法与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地位妥当并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可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原告方追究被告的责任；当公司认为原告股东的诉讼行为不当且对公司不利时，可以辅助参加人身份辅助被告参加诉讼。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法院须对共同权利义务合一判决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会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被称为"共同诉讼"。二人以上的一方之间在实体上具有共同权利义务时,这种共同诉讼成为"必要共同诉讼";反之。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被告人的责任如何确认?

案情2003年8月15日,某物资公司和某建材公司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某木材厂签订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木材,并约定了品种、数量、价格、履行的期限及方式。后木材厂依据合同约定。

诉讼法与实体法交互视域下的必要共同诉讼

在实体法和诉讼法交互影响下,大陆法系的必要共同诉讼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逐渐由扩张趋向限制,其历史沿革、制度构成以及学说发展对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颇具借鉴意义。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在"二分法"立法模式下极度泛化,制度和实务运作上呈现出非规范性和非程序性的状态,与实体法原理多有抵触,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引入和适用上也存在误识,并未根本解决必要共同诉讼的泛化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回归大陆法系的规范模式,一方面,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以"合一确定的必要"为基准对必要共同诉讼进行限定,并进而调整立法模式和完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结合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进行类型梳理,澄清误识,为司法实务的规范适用奠定基础,以促使必要共同诉讼在体系化、规范化的制度上予以运作和发展。

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浅析——以共同侵权之诉为视角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因共同侵权提起的诉讼按照必要共同诉讼受理,但《侵权责任法》又赋予了被侵权人选择权,认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现行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冲突不仅损害了共同侵权受害人的利益,也使得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矛盾重重。本文通过研究共同侵权责任之诉作为必要共同诉讼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问题,进一步探讨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法律缺陷,并立足于优先保护被侵权人利益,同时兼顾诉讼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对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进行重构,以期达到完善我国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之目的。

关于完善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一个理论前提——兼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共同诉讼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诉讼形式 ,因其在防止裁判矛盾、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受到重视。但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却因存在许多问题而阻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为了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解决审判方式改革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 ,将共同诉讼区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 。

论共同诉讼分类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共同诉讼是为实现纷争统一解决的多数人诉讼。从共同诉讼发展过程看,它并不是和一对一的单独诉讼一起出现的,而是在一对一的当事人诉讼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时出现的,并且这两种诉讼形成的过程,在古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正好曾现出相反的方向。

论我国侵权连带责任司法适用的困惑及出路

在侵权连带责任中，依连带责任规则，受害人可以选择任一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但依必要共同诉讼规则，受害人必须接受法院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被告，否则，视为放弃对其他侵权人主张权利，致使实体法上的连带债务理论及其规定与程序法上的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及其规定发生了矛盾。实体法关于连带责任以及连带债务规则存在诸多问题。必要共同诉讼可分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我国应将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归入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范围内，而不应将其归入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范围内，把引进其他共同诉讼人进入诉讼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并且配合制度上的设计，可以充分保障诉权的行使。

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缺少直接的立法依据和正当性基础,从而被质疑会减损当事人权利、影响裁判公正、程序构建缺少理论指引而呈现碎片化。证成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需应用共同诉讼理论和分析方法。根据行政共同诉讼分类的三分法,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具有诉讼的合一确定性,该性质与示范诉讼的程序设计相冲突,故不适用示范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职权型示范诉讼,以裁判的合一确定性为正当性基础,该性质确保了示范案件裁判确认的法律、事实问题可适用于平行案件,故法院可依职权启动程序、选定示范案件、依照示范案件裁判审理平行案件;普通共同诉讼适用契约型示范诉讼,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为实现诉讼经济而自主处分诉权、自愿承担诉讼风险,故程序启动、示范案件选择均需当事人同意。

论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

连带责任是一个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问题,实体上的规定如何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反映和运用,直接影响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及责任人权益的保障。目前连带责任制度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与诉讼程序设计之间的冲突与脱节造成了实践中连带责任案件的司法裁判乱象,亦导致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保护的不公平、整体诉讼效益的低下及司法不公。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当立足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针对连带责任的特质来设计。我国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确立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是由诉讼法不同于实体法的特有功能、作用方向所决定的,是确保判决的确定效力和权威所要求的,是由保障所有诉讼当事人的诉权所约束的,是提高整体诉讼效率所必须的。

按份侵权责任的诉讼形态

民法上的按份侵权责任的诉讼形态问题,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在理论与实践中都众说纷纭,理论上除传统观点的普通共同诉讼说外,还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说与多元说之争;司法实践中,从裁判文书中诉讼当事人角度出发,按份侵权责任呈现出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单独诉讼三种形态,但若结合判决同一性来看,则司法实践对立法中的共同诉讼制度有所突破,呈现出偏向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与单独诉讼这两种形态。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观点可以在实体与程序上找到深层原因——实体上对不可分之债认识的偏差与程序法上共同诉讼制度立法的滞后。通过对前述观点的分析,本文认为按份侵权责任因为事实上的牵连性,造成案件事实查明和责任份额确定上的不可分,应属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同时出于实践需要可以灵活运用,将侵权人的不确定和侵权人与权利人间的特殊关系作为全体侵权人参与诉讼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