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

长期以来,学界多从亲缘关系视角对单位组织的家族化现象展开批判,而忽略了单位家族化的组织形态面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厂办大集体的举办为契机,单位人的大量家属、子女得以进入单位,导致原本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国企单位组织开始走向"国营+大集体"的二元化组织形态。虽然政府对国企与其主办的厂办大集体之间的关系做出诸多限定和区隔,但二者间仍存在着复杂的组织、生产及亲缘上的关联,其直接后果即是导致大型国企的组织形态发生了二元化趋向的变迁。此种二元化组织形态虽然有其发生和存在的历史依据,但其自身存在的关系情结和"化小公为大公"等诸多弊端成为国企效益不佳的原因之一,不得不走上改制之路,这也预示着那种父爱主义差序格局的不可持续性,故我们应从历时态的角度对单位组织形态的复杂变迁过程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

国企“单位关系主义”的生成、演变及改革

将关系主义的理论命题置于国企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的进程中加以分析观察,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国企单位组织集中体现出工业主义和现代性禀赋,但其内部关系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以传统家族文化为核心的“单位关系主义”面相。由此,我们应该深度追问,传统的家族结构是如何嵌入单位组织之中的,二者之间何以具有亲和性,主要有哪些存在形态?就国企单位关系主义发生的过程而言,“复数单位人”的出现,是单位家族化最为初始的展开;通过“拟家族化”的逻辑,单位家族化得到迅速拓展;而通过“国营+大集体”的组织模式,单位关系主义则呈现出典型的制度化形态。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在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国企单位关系主义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随着单位人对单位依赖的减弱,以及社会选择机会的增多,单位关系主义在某些领域有所淡化。但必须承认,在转型期双轨制及复杂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单位关系主义依然表现出极强的制度惰性,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由单位关系主义而衍生出的国企廉政风险,仍然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真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