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改视角下引入私募股权基金推动国企改革研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深化改革的关键,它强调通过融合多种所有制经济,提升国企综合竞争能力。而私募股权基金具有资本结构灵活,运行机制优越的优势,对于国企混改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文章在调研和总结现阶段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困境的基础上,重点探析了私募股权基金推动国企混改的作用,并提出了引入私募股权基金参与国企混改的建议。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混改仍是国企改革重头戏

作为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会议,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此前6月30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下一阶段的国企混改给出方针与指导。

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基于研发投入规模视角

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下的创新差异,从而剖析股权制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优方向选择问题。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基于2005—2018年A股部分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分析混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国企生产率水平,总体呈现递增的动态影响,并且对大规模研发企业、垄断性行业企业的政策效果尤为明显;规模化研发投入是国企混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国有资本大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处于50%~75%时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小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小于25%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国企混改提出促进股权多元化、保持较高国有股比重、优化激励考核制度、采取差异化混改政策等建议。

国企改革、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东北制药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本文从现实出发,对东北制药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分析了公司混改结果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探索东北制药混改细节,希望为其他同行企业提供启示。

推动国企混改的帕累托改进实现国企改革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出了其自身强大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展的背景下,市场上大大小小各类企业主体亦在进行体制抑或是发展方式方面的改革,以期求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拓展企业影响力并扩大市场份额与规模,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则是新时期国有企业面临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调控下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基于动态演化博弈

为探讨民企深度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及作用效果,在政府调控和不调控情况下,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企股权配置方式与民企参与混改意愿的互动逻辑,运用Malthusian动态方程和Friedman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应用Matlab对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能否趋向理想的非零和博弈受到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成本及收益、民企混改成本等因素影响;政府调控时,更易于国企民企促进共同富裕,且主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混企效率带来的收益,以及实施财税政策实现公平的税收优惠,影响稳定均衡的趋向性。

国企混改与企业创新——基于股权制衡度视角

文章依据治理观点下的“治理效应”和政治观下的“政府干预效应”理论,基于国有与非国有股权制衡视角,深入分析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当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形成制衡股权结构时,能够助力国有企业成为高效市场创新主体。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企混改并不能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有效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国企混改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投入。

非国有董事治理是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吗?——来自混改国企分红和关联交易的证据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混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及其投票行为两方面刻画非国有董事治理,借助检验非国有董事治理对混改国企分红和关联交易的影响,考察非国有董事治理是否存在追求眼前利益现象,并在异质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寻缓解措施。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与混改国企分红水平和关联交易水平正相关,即非国有董事治理存在追求眼前利益现象;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现象在政府放权意愿低和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条件下更显著;进一步探寻缓解措施发现,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非国有股东股权和控制权对等度能够有效缓解非国有董事治理存在的追求眼前利益现象。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国企混改顶层设计、国有企业科学制定和实施混改方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有限合伙架构、国企混改与僵尸企业治理——基于重庆钢铁的案例

加快推进国有僵尸企业去产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既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也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文章基于重庆钢铁司法重整的案例分析,将国企混改的政策思路纳入僵尸企业治理的研究框架,多层次剖析有限合伙战略投资者参与重庆钢铁混改去僵尸化的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积极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是政府制定去僵尸化方案的前提。同时,无论是战略投资者的选择,还是控制权的安排均需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而要达到混改去僵尸化的目的,战略投资者不仅需要财务资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有意愿参与治理层和运营层的深度重构。通过该案例研究,期望进一步丰富国企混改的理论内涵及实践内容,并为国有僵尸企业的治理路径提供新的政策工具。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以“十三五”期间的国企数据为例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主导者和重要推动力,在“十四五”时期,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其研发能力成为新一轮国企混改的重点。“十三五”阶段我国已经对新一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大量尝试与前置工作,以“十三五”期间国有企业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该阶段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效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成负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于净利润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样本企业规模扩张过于依赖外部注资而非企业利润的再分配,研发绩效变动不显著。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构建新的混改价值观念,实现从“引资”到“用资”的变化,二是要拒绝盲目扩大创新投入,以期为我国国有企业更好地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些政策启示。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以山西省为例

基于国企混改背景,以2007—2021年山西省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检验山西省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高管薪酬激励角度考察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山西省国企混改确实会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但更多地体现在混合股东持股比例上,混合股东多样性的增加无法有效提高国企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测试结果表明,国企混改通过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相对于股权薪酬激励,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针对这些发现,本文提出了应推进国企深度混改、落实高管激励机制以及为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等权利给予更多政策保障的建议。

探讨“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的绿色治理转型

“双碳”目标对企业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企业绿色治理,有助于加速“双碳”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混改国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而绿色治理作为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却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各种问题亟待探寻和解决。基于此,以“双碳”目标为研究背景,以混改国企为研究对象,对混改国企绿色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寻梳理,并提出“政府—利益相关者—混改国企”三位一体的绿色治理实现路径,解决“双碳”目标下混改国企存在绿色治理意愿不强、保障条件匮乏、互动协作能力不足以及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确保混改国企在价值共创中实现政府引导与监督、利益相关者多方推动、混改国企治理机制动态调整的多元共生的低碳绿色治理转型。

国企混改、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国企混改的混合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利用2008—2021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国企混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混合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驱动效应,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进一步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度高、中央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处于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的国企混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也得到强化。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同向发力”国企混改协同效应研究——以武汉控股公司为例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高效推进国企混改是我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协同效应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加深企业改制的积极反应。文章以武汉控股的四次重大混改方案的实施探讨国企混改中协同效应的影响,武汉控股采取了多种方式、多种措施为混改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历经多次混改后,武汉控股的股东结构呈现了央企、国企、民企的多重组合,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资源融合,有效释放了协同效应,巩固了混改成果,改善了盈利不佳、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国企混改模式中产生协同效应的模式、影响因素与效果,对国企混改中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协同共生式混改驱动国企增效——中国联通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研究

中国联通是首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中的电信企业,是国企改革的试验田和风向标。文章基于“协同共生论”,结合混改实际,设计了中国联通国企混改案例分析框架图,从框架、效应、模型、增效四方面对中国联通国企混改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分析中国联通如何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从组织有效性的效率与价值维度,形成业务互补与组合协同,实现跨边界式共同成长,搭建协同共生架构;研究中国联通如何采用股权激励机制,使企业和员工建立共生关系,带来主动增效和系统自我进化增效,打造共生经济,形成协同共生效应;探索中国联通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模式、建立协同共生管理模型;剖析中国联通经过国企混改完成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以及资产质量的价值重构,优化决策模式、进行边界重构、完成平台穿透、拓展价值链接,实现国企混改的增效作用。

构建“积极共识和多元协同”的国企混改中国方案——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认知、路径与实践》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体现,其成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衰。在适应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有企业围绕着“效率”的核心价值追求进行了包括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体制与人事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党的十八大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迎来了新时代,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内部管理体制和外部经营体制的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转向了更基础的资本管理体制的发展阶段,由此,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社会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从而改善国企公司治理效能,并提升国有企业的绩效。

国企混改价值创造困境及对策

国企混改能够加大股东对企业各项资源要素的投入,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通过各方资源的协同效应,提升企业整体运营效率,实现价值创造。但在混改过程中,企业面临治理结构不合理、资源整合效果不佳、企业管理冲突、文化融合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混改企业的价值创造。因此,国企混改需要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保证国企混改价值创造的高效性。

国企混改与ESG信息披露

基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越来越受到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重视,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影响机理缺乏相关研究的现实,利用2007—2021年上市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从混合股东多样性、混合股权深度和混合股权约束三个方面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并且此种促进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强。就作用机制而言,非国有股东通过完善企业的内外部激励、监督机制和发挥资源效应,进而促使国有企业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拓展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和绿色激励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

地方政府国企依赖、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协同创新绩效

本文探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地方政府国企依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维度的混改和国企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引入非国有股东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国企协同创新绩效;高层治理维度的混改和国企协同创新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增加非国有股东委派的董监高数量能够促进国企协同创新绩效;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依赖会抑制国企混改和协同创新,对于国企混改和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更好开展国企混改、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国有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