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黄炎培调解国共内战的努力

抗战胜利后,出于对战后国家和平民主建设的期待,作为当时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民盟的主要负责人,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内战的历史重任。黄炎培的努力虽最终没有改变国共以军事斗争解决双方分歧的初衷,但在此过程中,黄炎培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倒行逆施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其将新中国的前途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演变——以英国档案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后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沿袭了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反感"与"批评"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党及其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国民党在与中共的内战较量中逐渐走向失利、英国对苏式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以及力保持续拥有香港,是内战前后英国对国民党由支持转为抛弃的重要原因。但这充分体现了英国以追求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试评1945年美国对国共内战的失败调解

国共内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未能避免，然而当时国际国内社会的努力不容忘却。本文试从这一时期的美国调解入手，以主要人物的外交活动串联调解过程，并简要评价美国政策的不公正之处，指出其调解方案破产的必然性。

去留之际: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对国共内战的因应

对于抗战后的国共纷争,美国在华传教士一开始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国民党击败中共,但希望其通过自身改良消除腐败,并认为美国政府也应该继续援助国民党。内战前期,美国传教士虽然面临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但在华差会仍持低调处理、继续观望的方针。到1948年,中共适时提出关于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新政策方针,强调要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和宗教信仰自由,增强了美国差会及传教士继续留华的信心。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华大部分差会及骨干传教士坚持留在中国,但对传教力量的分布作出调整,准备迎接新政权。但到1949年后,由于中共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美国传教士留华前景趋于黯淡。紧接着,在"三自革新"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宗教界人士开始加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全面退出中国大陆。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原因探析

从国民党的角度探析其内战中战败的原因,从政治逻辑来看,这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失去民心关系重大;从经济逻辑来看,国民党主张党管资本,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有效实施,贪污腐化严重,金融改革失败;从军事逻辑来看,国民党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其军队战略战术协同较差,内部矛盾激化,纪律败坏。因此,国民党的政权覆灭是必然事件。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中后期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对中共持欣赏、同情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内战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中共方向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及苏联对华政策,确保持续拥有香港的愿望等,这些是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与此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保持一致。尽管如此,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1950年国共内战幕落西昌的历史考察

1949年11月,国共内战已近尾声。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前往四川视事,由此确立国民政府迁台、反攻大本营设于西昌的方针,随即调派重兵、运输大批军用物资进入西昌,以期建成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军事基地。然而,由于中共军队迅速展开势如破竹的最后攻势,该计划很快被彻底粉碎。本文以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大量"蒋介石档案"为主,探寻蒋从入川到迁台、寄望西昌直至迷梦幻灭的历史真相,为国共内战最终幕落西昌提出有力佐证。

《观察》对于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军事报道(1946-1948)

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通过对媒体的解读,我们不但可以研究媒体本身,而且还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在于战后1946-1948年的《观察》,记录了战后中国的种种面相,成为我们建构战后中国历史图像的史料。《观察》对于战后中国的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国共内战是战后中国的主题,双方的争夺始于东北,《观察》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其中既有对战争进程的实况解说,又有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还有对双方得失的分析。《观察》所做的"观察"大都符合真实的事实,其分析与预测从整体来看也都准确。它与国共两党各自所属的媒体因为党派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宣传所不同,这也是其难能可贵之处。这种报道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超党派性,就在于它可以和国共双方所提供的资料相互印证,从而为我们建构当时的历史图像,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雅尔塔体制下三国四方关系与中国内战的爆发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全国性内战,这场内战的爆发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战后的远东政策,特别是雅尔塔体制对于远东的安排有着必然的联系。对此,拟从雅尔塔体制下美苏战后对华政策的矛盾性这一角度,分析美苏在远东地区的争夺以及对战后中国形势的发展、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看长征

红军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对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不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精辟的总结和论述。 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正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关于一九四九年国共总体战略决策的地缘政治解读

国共战略决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地缘格局出现巨变,国共两党的总体战略也面临重大调整。这时,基于地理特征、历史传统、权力分布等因素,国民党统治的各地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决定了在1949年的国共角逐中,长江沿线成为双方争夺的首要地区,而中南和华南成为两大主战场。受国共双方战略决策的影响,国共在长江沿线、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攻防均以中共的完胜而告终,其结果分别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1949年的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势态,固然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但国共各自的总体战略决策无疑是直接因素,这也折射出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及战略思想上的差异。

运河角力:新见《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考释

2021年新开放的英文历史档案《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反映了苏北运河对于中共领导的苏皖边区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价值。抗战结束后,新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把握有利时机,加强运河治理,促进边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对此,国民党在运河的春修和夏防工程期间屡加破坏,且在汛期时违反历史惯例,始终不开启运河归江各坝,又在军事上极力争夺运河沿线。中共则始终坚持军事斗争和防汛斗争相结合,保卫运河水利成果。中共的运河治理和防汛斗争,体现出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奠定其日后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的民意基础。

闽西汉剧现代戏《伯公灯》的灯光艺术

灯光艺术在戏剧表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照亮舞台,还能传达情感、烘托氛围,甚至成为戏剧中的一位重要演员。本文将以现代戏《伯公灯》为例,深入分析其灯光艺术的运用,探讨灯光如何为这部剧增添了独特的视听体验,并强化了其情感表达。《伯公灯》是一部以红色历史为背景的现代戏,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英勇斗争。这部戏剧的情节紧扣国共内战时期,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历史背景。

示形与决胜——国共全面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

山东是国共内战期间双方争夺的重点地区和主战场之一,在内战进程的胜负演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内战期间山东战场的战争进程,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充分体现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战略运思高度和前线将领的领悟执行能力。与中共始终坚持不移的战略相比较,国民党经历了战略的变化过程。而国民党军战术的机械教条,又与中共部队的灵活主动形成对比。再就战场指导而言,中共强调放手让前线将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民党蒋介石则对战场干预过多过密,指导往往脱离战场实际,指挥层次太过重叠。因此,就山东战场国共军队的表现而言,中共成功地做到了示形于外而决胜于中,国民党则形虽示而胜未决,这样的格局和结果亦体现在国共内战的总体进程中。

建国前夕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及其原因

新中国建立前夕,鉴于英美在华的利益侧重点、外交传统以及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历史关系存在不同,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最终在诸如是否撤出中国、是否对新中国实施贸易管制以及是否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等系列问题上立场迥异,争执激烈,并最终各行其是。根本而言,这是英美经通盘考虑后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政策抉择,同时也是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在对华政策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试论《北平无战事》书写的家国情怀

1948年底-1949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5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轴心国战败)结束后三年,国共内战在辽沈和淮海两场战役中达到高潮,而中国北平是最后的决战战场,抑或是和平之城?此时国共双方角力的焦点就是这座拥有着八百年建都史的五朝帝都。此时北平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民党主导的币制改革迫在眉睫,看似平静的北平城内暗流汹涌。在这样一个动荡狂飙的时代,书生何以报国?

历史就在你的脚下——读台湾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这个《新闻与文化书谭》专栏,不知不觉就要结束了,如何收束,最后一篇谈什么,自然颇费心思,正当举棋不定时,友人惠赠一套四册"王鼎钧回忆录",同专栏开篇所谈一套四册《范敬宜文集》在新闻与文化的意味上一脉相通,以此作结也可谓首尾呼应了。王鼎钧,山东兰陵人,也就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之兰陵,1925年生于耕读世家,少年时参加抗日游击队,后以流亡学生辗转于安徽、河南、陕西。国共内战中当过国民党的宪兵与解放军的俘虏,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