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政策角度看国共政争的经验教训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农业政策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农业政策是解开全部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问题的金钥匙。农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差异体现了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差异及在指导思想上的本质差别,决定了国共两党关系的走向,决定了其农业政策的成败与否,也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逐渐建立起由工运党团、工人福利委员会和护工队组成的,旨在控制上海工人运动的系统。其中,护工队的设计初衷是一支"信仰主义拥护领袖",能完全听从国民党指挥,执行所谓"保障生产的秩序"、"肃清共产党"的工人武装队伍。但是,国民党政府由于不能真正维护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无力挽救其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又无法遏制党内各派无视工人利益的权利之争,因而难以获得众多护工队员的信任和支持,帮助它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中共则从工人利益出发,通过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改善其生活条件和待遇,进而获得工人群众的拥护。上海地下党不仅成功地渗透、利用和瓦解护工队,且直接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自卫组织"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顺利解放和接管上海。国共两党对工人利益尊重与否,不仅决定护工队内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上海新旧政权的更替。

抗战胜利后历史鼎革之变的翔实书写——读汪朝光著《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关于战后中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是海内外中国现代史学界均极感兴趣的领域,对其中有关中国命运的走向、对国民党为什么迅速失败的问题,从许多角度做过认真探讨。随着近些年蒋介石档案、宋子文档案及其他一些重要档案的陆续公布,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类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大陆地区研究这段历史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汪朝光在其新著《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一书中,从不同方面对诸如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把握和掌控,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及其成败得失,国共内战的军事个案,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及主权交涉,以及经济重建等各种问题,作了更为翔实、客观、深刻的解读。

国共易势之际校园政治生态的变迁(1947—1948)——以浙江大学为个案

解放战争后期,在双方战场上的攻守易势之际,校园内的国共力量对比亦逐渐发生逆转。本文以国立浙江大学为对象,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力量在浙江大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国共校园政治交锋与校方的立场和作为,进而审视国共易势之际浙大校园政治生态的变迁及其对师生政治态度和行为取向所产生的影响,深化对于解放战争史和学生运动史多重面相的理解与认知。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陇东县域的争夺与谈判

力量的悬殊、观念的歧异、利益的冲突、信任的缺失、情感的隔阂,都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诚意,而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则进一步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摩擦和对县域的争夺,并考验着国共合作的柔韧性和承受力。陇东事件是抗战期间国共摩擦的一次武力试探。国民党陇东署、县政府以“行政统一”为借口,以军事摩擦、划界谈判为手段,限制八路军在陇东县域的民运工作,试图以最小的政治代价驱逐八路军在陇东的军事存在,最终达到限制共产党发展、收缴八路军民运工作成果、压缩陕甘宁边区范围,从根本上否定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宣传战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对国共而言是政府与挑战者之间围绕中外记者展开的一场争夺有关中共政治合法性话语权的舆论宣传战。国共双方都想以此控制诸如"抗战""民主""团结"等具有现实政治价值或道德意义、能凝聚大众力量并提升政治控制能力的政治符号的解释权与话语权。这场较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两党此前在政治话语权方面的强弱悬殊格局,对双方产生了诸多不同影响。在以新闻媒体竞争为主要途径的舆论宣传战中,国民党对政治环境的综合控制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论宣传在国共政争中所起的催化剂作用的大小。

甄审与反甄审:战后国共在收复区角力的转折点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对收复区教职员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毕业生进行的甄别审查,尽管涉及面不宽且在多方压力下草草收场,但却成为战后国共两党在收复区角力的转折点。甄审政策设计与实践中所贯穿的"正伪之辨"主题,事实上强加给甄审对象乃至整个收复区民众一种类似"国家之耻"的道德耻辱,而甄审结果与生存机会的结合,又给潜在受害者造成直接的心理打击与恐慌,故政策实施之初就激起强烈反弹。面对迅速蔓延的反抗运动,当局以变通方式勉力推进,结果不仅激化了矛盾,还暴露出政府虚与委蛇、内部失调的体制性弊端,导致公信力的丧失和政治权威根基的动摇。其间,中共地下组织利用补习班的入学便利和甄审引发的不满情绪,顺利介入反甄审运动,并按照"争取理解,培养信任,发展组织"的路线,逐步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成功地将战后学运从依靠政府争取合法权利引向反专制、争民主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中共加强舆论攻势,在国民政府心脏地带进一步扩张声势、壮大组织,为"第二条战线"准备了力量和基地。在两党力量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共政争之胜负已初见分晓。

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的历史地位

在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中,国民政府进退失据,政治权威逐渐式微;而中共地下组织顺势介入并成功扩张声势。就在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共政争初见分晓。同时,学生运动的走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依靠政府争取正当权益开始转向反政府的立场。因此,该运动成为战后国共政争和学生运动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