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会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WIOD产业与微观企业统一体系估计

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大但攀升高度不足。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进行测算,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离世界最前沿分工距离越近,越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越大,进口质量越高、进口规模越大、进口下游度越大越能降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不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微笑曲线失灵。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存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够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间品进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来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快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快中间品内向化与国内价值链构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来推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驱动因素LMDI分解

文章首先以WIOD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了44个经济体、15个年份和56个产业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DVAR并未偏低,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产业比较中发现,我国制造业的DVAR低于服务业,但在同产业的国际比较中却是制造业更高。文章通过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定量测度了驱动DVAR的两个因素V(生产增加值率)和B(国内关联产业带动作用),发现B和V在DVAR的形成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二者负相关。以V的提升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导致B的下降,最终对DVAR的提升作用有限。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增加出口效益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文章以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及影响效果,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明显。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与“成本加成率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企业出口效益上升的内在影响因素,也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依据和路径参考。

FDI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国241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敲门砖"。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试图从地级市层面出发,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通过对各个地级市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发现在地区分布上,外资进入水平高的城市DVAR反而比较低。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的外资企业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本土企业却产生了抑制作用;从地域分布上看,外资进入在水平渠道上对本土企业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则只在中部地区相对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对于不同地区和所有制类型而言,FDI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其正向的示范和人员培训效应等与负向的竞争效应的制衡。因此,优化引进外资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文章剖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其主要通过驱动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使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对于贸易方式、技术水平、所有制和区域不同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进而,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筑加工贸易新优势;加强就业引导,促进劳动力市场与开放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才市场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经济正面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向挑战。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文章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负向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在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及劳动力的替代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效应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从贸易结构变动来看,人口老龄化并未通过降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进而获得总体企业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被动”提升。进一步研究还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混合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与人口净流出地区企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Koopman等关于增加值贸易的计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在观察期内,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衡量的贸易规模增长了17倍,但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衡量的贸易利得却下降了25%。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的主要动力依然来自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二者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75%和41%;而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贡献率仅为4%;此外,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目前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也明显不利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中国制造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再检验——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

本文以增加值贸易为研究视角,从理论上阐明了增加值的本地市场效应形成机制,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性,同时还进一步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扩大内需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提升;最终品增加值的本地市场效应明显强于中间品增加值,并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存在更强的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中国制造业在与中等收入国家贸易时表现出的本地市场效应更强;扩大内需能通过出口规模增长效应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攀升效应来促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据此,中国应当进一步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充分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协同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贸易竞争力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生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框架,从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然后,本文运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后发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企业承接更多高技术生产环节,最终协同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拓展性分析表明,当与技术前沿越近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越大。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进一步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与技术距离视角,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分别提出对应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本文丰富了已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为科学构建适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提升新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分析

汇率波动会以外生冲击的形式对出口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采用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出口质量的代理变量,探讨汇率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质量有正向影响,1%的实际汇率波动,使得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波动0.19%。在质量差异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为0.4%,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在质量差异小的行业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对出口企业的数目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影响企业决策,同时企业竞争强度是出口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论增加值在生产经营中的分析作用

每月度中旬,国家统计局都要在电视和报纸上公布增加值的完成情况,它已成为各级领导、经济主管部门、广大工业企业所关心的重要统计指标。何谓增加值?增加值又称追加值,附加值,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通过各种生产活动追加到原有产品中去的价值。其价值构成为:C1+V+m,其中 C1为劳动手段的转移价值（即折旧费）,V+m 为新创价值（即工资、福利费、应交增值税、利润等）。将全社会各生产单位的增加值予以加总,即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是企业为社会新增加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