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国内原因: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作为非常规的战争形态,代理人战争长期以来是大国竞争及区域博弈的重要战略工具。代理人战争是干预国家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向当地行为体提供支持参与武装冲突以影响目标国家事务的战争形态。其中,美国是全球发动代理人战争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关于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原因,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但仍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卷入代理人战争的决策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原因。面对他国的内战,美国存在直接干预、间接干预以及不干预等选项。美国决策者有着护持国家总体利益与自身政治权位的强烈动机,后者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显著。在权位护持的动力驱使下,决策者需要规避国内观众成本带来的政治压力,把外交信息私有化以及外交承诺模糊化,在直接干预与不干预之外找到代理人战争作为干预手段。通过对美国介入叙利亚内战案例的过程追踪,可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

观众成本理论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对峙中的印度为例

既往研究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有效地制造和展示国内观众成本,更可能迫使对手让步,从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危机。民主可靠性假设是"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基础,但这一理论假设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面临巨大挑战。本文发现,观众成本的制造和展示机制下,民主可信度假设的理论外延是不断缩小的,适用范围有限。民主国家领导人有动力并且有能力规避国内观众成本,其对外谈判信号的可靠性是分化的。本文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危机策略选择都必然面临观众成本的支付。这些情况减弱了民主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国内制约,使得他们在实际谈判中可能选择偏离民众偏好的策略,从根本上降低了民主国家谈判信号的可靠性,民主国家在国际危机谈判中的政治制度优势也就无从谈起。本文将通过莫迪政府在2017年6月至8月的洞朗对峙危机的谈判策略选择,详细解构观众成本制造与展示、规避机制以及可能的观众支付等环节,论证和检验本文对民主可靠性假设理论及其面临学理挑战的分析结果。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过度防御心理研究——以斯普特尼克一号事件(1957~1958)为例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后,美国缘何在政策上陷入过度防御心理之中?综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列出的解释变量包括体系刺激(自变量),领导人认知(中介变量)以及过度防御心理的政策输出(因变量)。运用过程追踪法,对1957年~1958年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处于两级结构之中,美国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的变化极为敏感,加之侦查与情报手段的相对匮乏导致领导人无法确切感知到真正的权力分配信号,影响权力知觉;并在战略文化、国内观众成本以及历史经验的作用下,做出了反应过度防御心理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