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透明度规则

2021年12月国内规制联合倡议的谈判完成,标志着服务贸易多边纪律要求进入了高标准的新阶段。透明度要求作为国内规制联合倡议的重要内容较GATS有了全面的进步,表现为事前咨询要求由单向公开到双向互动,由区分到普遍适用;行政许可措施透明度要求由结果到过程,由救济到抗辩。但国内规制联合倡议仍存在透明度要求的体系化、层次化、普遍性及约束力的缺陷。从国际法治视角看,完善多边框架下的透明度规则有助于满足服务提供者的预期,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应从完善层次化体系要求,扩大适用部门,强化实施和监督机制,落实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方面进行完善。从涉外法治的视角看,中国应从透明度规则的适应性完善,例外原则的构建,国内保障机制的跟进等方面实现国际规则引领和话语权的构建。

数字经济视角下的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新纪律

2022年12月20日,中美欧等WTO成员正式启动以开放式诸边谈判模式达成的第一份谈判成果--《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的生效程序。作为服务领域的贸易便利化协定,《SDR参考文件》虽不直接涉及服务市场开放,但通过增强参与成员在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措施上的透明度、提高服务许可和资质审批效率、降低提供者跨境交易成本等方式,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服务贸易发展规定良好监管纪律,并改善服务业营商环境。为平衡成员的规制自主权和服务自由化,《SDR参考文件》未纳入长期争论的“必要性测试”标准,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中国近年来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对《SDR参考文件》的谈判达成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标《SDR参考文件》改进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实践,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在数字化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问题研究--基于WTO谈判模式的视角

2021年12月,中国、欧盟和美国等67个WTO成员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议题谈判。本文通过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议题谈判历程及谈判模式的回顾,提出在WTO多边框架内推动开放式诸边谈判模式,并梳理出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建议应在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法律解释、必要性测试、政策透明度和监管一致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待遇等4个重要议题上推进谈判。中国在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开放式诸边谈判中应秉持“跟随致胜”战略理念,既持有中国立场,也要发展中国实力。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USMCA对CPTPP的比较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有关纪律到CPTPP、USMCA等相关规则,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不断演进,主要包括纪律框架的调整深化(GATS Plus)、横向规则的关联影响(GATS Related)以及具体议题的规制拓展(GATS Extra)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针对全球治理新的趋势和特点,这也对我国服务贸易相关工作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从WTO“必要性”到TPP“一致性”:论国际经贸协定中国内规制监管的发展特征与趋势

从WTO下的"必要性"到TPP下的"一致性",当前主要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研究表明,国内规制监管的国际规则向部分发达国家相关国内制度靠拢之趋势较为显著,但同时也保持了必要的谨慎与渐进特征,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关规则制定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据此,中国应积极研究并参与相关议题,切实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纪律的法经济学分析

为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成员规制权之间达到平衡,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纪律在GATS第6条和诸多区域贸易协议中均有专门规定。然而WTO国内规制谈判举步维艰,美国博彩案引发的国内规制潜在争端解决问题亦面临难题。博弈论分析方法有利于诠释国内规制谈判受阻缘由,探求国内规制纪律谈判出路;在此基础上福利经济学方法可被运用,以论证国内规制争端中GATS第6条第4款必要性测试的合理性。我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时,应充分利用必要性测试"不造成不必要负担"标准,着眼于GATS整体结构寻找政策空间等,通过多种方式维护我国利益。

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研究——以贸易措施实施方式为视角

GATS规定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应以合理、客观、公正的方式予以实施,然而相关研究与实践尚不多见。现针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关案例展开比较分析,探讨货物贸易国内规制标准可否以及应当如何移植到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问题。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的平衡——以美国赌博案为例

美国赌博案中的核心关系问题是GATS第十六条市场准入与第六条国内规制的关系,它反映了成员方对国内经济进行规制的主权权力与该国在GATS项下的市场准入义务之间的冲突,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解释直接关系到成员方采取的国内规制措施的合规性,唯有实现二者的平衡,才能较好地实现GATS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同时也符合各国加入GATS的初衷,防止过分限制东道国的政策空间。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提出通过提高透明度,明文规定市场准入和国内规制的界限,以及必要性测试等方法来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浅谈GATS中的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的关系问题

市场准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对于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最终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问题,大家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如何把握市场准入的“度”的问题,大家还有较大分歧。在GATT项下,由于关于第3条注释的存在,GATT第3条与第11条相互排斥,且第3条优先适用。在GATS项下,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既有区分,也存在适用中的重合,为此需要对第16条中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措施从严界定,以避免该规定侵占WTO原本为成员方所保留的国内规制自由的领地。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治理:基于“良好监管实践”的视角

国内规制作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因素,面临扩大开放与维护主权间关系“两难”。从GATS到CPTPP、SDR等相关纪律,各类协定对服务监管透明度、可预期性及规范性要求不仅持续深化,同时还拓展出规制融合的新领域。虽然不同协定仍存在治理模式及手段的差异,但也呈现若干共性,更加体现“良好监管实践”特征是其中一项重要趋势。国际规则演进对中国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提出新要求,包括提升政策透明度,拓展利害关系人参与;稳定审批工作预期,深化“良治”改革;因应治理模式调整,完善监管评估制度。对此中国应结合履行SDR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情况,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定位,探索规制融合的协同路径与方式。

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协议:发展、比较和应对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协议是“开放式准诸边协定”。该协议相较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有明显的发展,包含对成员主管部门权力行使的约束规则、成员的信息披露义务、咨询点制度、制定规制措施的基本标准等实质性内容,但也有些许缺憾,如仍未回应何为“以合理方式实施”、回避对“必要性原则”的界定。相较于主要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协议的规制范围更广、保护水平更高。中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法律体系与该协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需要优化监管方式,妥善处理监管自主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优化立法结构,更好地践行协议的透明度标准;对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本》,完善中国国内规范;在保证审批公正的前提下,适当缩短审批时限。

《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内规制实体规则缺陷及应对

在"美国博彩案"等争端中,服务贸易国内规制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也折射出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规制自主权的平衡难题。《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内规制条款可分为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其中实体规则受到了高度关注。从WTO国内规制工作组2009年草案等最新谈判进程和争端入手分析可以发现国内规制实体规则存在的缺陷,对此我们可以从明确国内规制与市场准入的界限、破解国内规制实体措施重合难题、掌握必要性测试纪律发展趋势等方面加以应对。

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在WTO法中应如何合理界分

随着“美国———赌博”案裁决的终结,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WTO法对成员方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措施存在不同约束,但对相关条款如何辨别和适用于两类不同措施缺乏明确的规定。在GATT项下,由于关于第3条注释的存在,GATT第3条与第11条相互排斥,且第3条优先适用。在GATS项下,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既有区分,也存在适用中的重合,为此需要对第16条中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措施从严界定,以避免该规定侵占WTO原本为成员方所保留的国内规制自由的领地。

WTO服务贸易中的规制纪律与规制自由——对GATS国内规制问题与发展趋势的透视

国内规制在WTO服务贸易中具有非凡地位。GATS通过第 1 6条、第 1 7条所确定的多边纪律和第 6条对国内规制的一般性规定来约束成员方的规制权力和自由以谋求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国内规制一般纪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性质与范围、必要性、透明度、等同性与国际标准等方面。

WTO国内规制改革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

一国国内规制或者说服务贸易的政府监管是影响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引发的规制缺位、规制壁垒对现行国内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开展全球性的规制协调和规制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WTO未来国内规制改革将在明确国内监管形式、透明度、必要性测试、国际标准、规制协调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同时,随着TISA谈判的加快、谈判议题的扩大,以及谈判由诸边向多边的目标指向,全球将迎来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我国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特性,国内规制成为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从WTO有关纪律到TPP相关规则,当前主要经贸协定对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监管的主要特征与趋势正在发生调整。该文认为,其在短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合作"窗口",但长期会对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国内规制主权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应认识到相关问题之重要性与迫切性,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切实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GATS“国内规则”条款的适用范围及发展

GATS第16条“市场准入”与GATS第6条。国内规制’的关系在理论界引发了争议。界定GATS第6条的适用范围非常重要，笔者从约文入手，结合对WTO有关文件的分析，试图理清两者关系，明确GATS第6条的管辖事项，并对第6条第4款下谈判进展做了一个介绍。

对国际贸易的“良好监管实践”:基于国内和国际双层治理的比较研究

国内规制主权与自由贸易间关系长期为人关注,对此部分经济体就曾利用"良好监管实践"优化内部规制并形成经验。在近年各类经贸谈判中,原本主要适用于国内的"良好监管实践"正成为重要协定下的新议题,其中CPTPP"监管一致性"、USMCA"良好监管实践"等已成为国际监管合作的重要制度型规范,并呈现国内和国际双层治理相互促进之特征。上述进展体现了国际经贸治理演进新趋势,与RCEP所遵循的传统WTO相关纪律差异较大。随着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中国也应关注参与"良好监管实践"的国际合作,支持促进协调引导型治理范式;针对贸易投资等开展国内监管改革,率先衔接"良好监管实践"国际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