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国别体”考辨

《国语》编者在处理各国史料时,创造性地把各国所记国史（百国春秋）与记言体史料（＂语＂体史书）汇合编排在一起,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国语》采取这种分国叙事的方式,不能简单看成是所谓的＂国别体＂,而应是我国史官制度开始完善、史事记录开始系统完整的一种文献上的表现。

史书有几种编写体例

史书通常是按照一定的体例编写的。常见的史书体例有以下六种:第一,编年体:即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如《资治通鉴》。第二,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如《史记》。第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如《战国策》。

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也谈中国英语

三年多前,汪榕培先生著文,明确提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可以被视作英语的一种国别变体”。同时为中国英语下了定义,并分别从语音、词汇、拼写、语法和语用等方面分析了中国英语的社会文化基础(汪榕培,1991)。不久前,李文中也发表文章,认为汪榕培先生为中国英语所下的定义有不当之处,并提出了自己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下的定义,同时还对中国英语在词汇、词义、句式。

从国别语体看“中国英语”客观存在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交往的增加,英语正愈来愈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交往的工具,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成为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另一方面,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也不再被看作是仅有的两种标准语,而只不过是英语的两种国别变体。英语语言的国别变体,中国英语的定义及特点,中国英语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条件,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合情合理的,符合中国人的国情、思维方式、人文及社会文化,具有中国的特点,同时又符合英语的标准。

《国语》:现存最早的国别体史料汇编

《国语》是左丘明写的吗？ 《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料汇编,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周当时虽为中央王朝,实已与诸侯国无异）,记事时间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时代大致与《春秋》《左传》相同而稍长。关于《国语》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

ELF环境下在华各国留学生对英语国别变体的语言态度研究

本研究调查了长期在ELF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的在华各国留学生对各种英语国别变体(包括China English)的语言态度。结果表明,受访者的语言态度总体上较为保守:大多数人对World Englishes、ELF和China English等概念较为陌生,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依然被绝大多数受访者奉为完美的标准英语,多数人对非本族语英语变体评价较低。但他们的语言态度也有开放和多元的一面,如: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英语的所有权既属于本族语者,也属于全球的非本族语者。另外,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同China English作为新英语国别变体的存在。最后,本次研究还发现,在ELF环境下交流的最大障碍是各国交流者的不同口音,而文化差异并未构成很大障碍,这也体现出交流者有一定的多元文化意识。

从篇章“语体”到专书“语体”——早期语类文献演进及文体分类述论

“语”是早期社会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类,它最初源于史官的记言职能,本质上为史传文献。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语”原本指人物有教益的言论,可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因素的介入,“语”的形态呈现多元化特征。就早期语类文献形态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从篇章的角度出发,早期语类文体可划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四种形态,而每一形态又衍生若干次生态类型;二是从专书的角度出发,可划分为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四种。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既有融合,但也有差异,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各自分化及二者之离合呈现早期语类文献及文体之复杂演进态势。

从先秦“事语”文献看纪传体的生成

先秦“语”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次生态文体,从篇章“语”体来看,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从专书“语”体来看,又有国别体与语录体。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事语”体的出现,二是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的生成,三是“语”体文献与编年体的结合,这些因素为纪传体的创制先行奠基。具体言之,《史记》本纪、世家效法《左传》《国语》,列传取法《国语》,而书则取法《尚书》;此后《汉书》本纪则主要取法《春秋》,同时也融入《尚书》之因素。这表明,《尚书》《国语》《左传》乃至《春秋》与司马迁创制纪传体有着重要关联。另一方面,“事语”是《尚书》《国语》《左传》生成的核心文献,而《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诸体也蕴含丰富的“事语”文献,因此,“事语”文献成为纪传体生成的重要环节。

传统史学体例与现代史学理论、方法的交融

近日得潘民中师兄赐大作《三国史鉴——以帝王为中心》（以下简称《史鉴》）,连说＂惭愧＂。师兄是大忙人,社会事务繁多,还能不忘耕耘于史海,屡出新作,令我们这些以＂贤人＂（闲人）自诩者难以望其项背。对于三国史,尽管并不陌生,但就研究而言,我从未涉猎,正好拜读师兄新作,对那段波澜壮阔、风云诡谲的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受益良多。《史鉴》涉及的相关史实,我只有学习的份儿,不敢妄加评论。

中国式英语:变体透视

Chinglish是一种畸形英语 ,它不同于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 ,更不是一种国别变体 ,中国也不需要一种国别变体。

古代史书的编写体例

我国古代很早就设有史官,周王朝及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古代"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里的《春秋》、《尚书》,以及此后的《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著作。

《史记》可以这样读--读韩兆琦先生《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

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①的历史方法,在前人已有的编年体、国别体史书的基础上,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史记》也成为古代撰史者的楷模。读者遵从他的撰写体例通过如帝王本纪、诸侯世家、人物列传等纪传了解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社会变迁。

《召公谏厉王弭谤》难句释疑

《召公谏厉王弭谤》选自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国语》,文章短短三个小节,寥寥300余字,记述了一段发生在公元前845年召公两度苦谏厉王而无果的史实。全文惜字如金,内蕴丰厚,启人心智,曾被收录到最早的蒙学读本《古文观止》中,后来一直成为人教版教材中的经典篇目。由于这段史实距今久远,加之用词极为精简,文中有不少疑难句子成为学生阅读的障碍。一些参考译文对这些疑难字句常常采用笼而统之的意译,故意绕开难点,或语焉不详,或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

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学理据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存在理据。其理据来自三方面:中国英语是英语的国别变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英语;中国英语是语言顺应的产物,是被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所丰富了的英语;中国英语是英语的"本土化"后的科学再生,呈现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对近20年“中国英语”争论的反思——兼谈中国英语教学改革

客观派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对立派认为“中国英语”的存在缺乏政治、社会和理论基础。由于对“中国英语”的定性缺乏同一性,使双方往往是在不同的前提下进行争论,对“中国英语”的采集也不是在同一个准则下进行。应从“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者”两个侧面对“中国英语”进行定性;应把国际通用英语与地域英语区别开来;应该明确在国际交往中英语言文化不是国际通用文化。

《史记》的人物描写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我国古代文学家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典型形象,如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吴用、粗鲁可爱的张飞、李逵,奸诈无比的曹操,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明君刘备,等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典型形象中汲取教益,得到鼓舞。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不朽的典型,很多都可以从历史著作《史记》中找到他们的影子。诸葛亮很象张良,或者说是张良、陈平、韩信与萧何等人的集中概括。人们谈到张飞、李逵。

“中国英语”的特色与发展前景

"中国英语"是汉语与英语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它将随着中国人使用英语的普及和中国特色的形成而逐渐扩充,从而丰富和发展英语语言与世界文化。

十年磨一剑,终于试锋芒——读潘民中学术新作《三国史鉴》《三国史鉴》序

古书之艰涩难懂,已无法引起今天读者的心灵共鸣。因为文言的障碍,古籍思想智慧的光芒,已黯然失色。快速的生活工作节奏,已让当今的人们失去了判读古籍的心境、氛围和学养。即使悉心向学,也终难拂去文言、文意之阴翳。因此,由学问渊博、思想深邃的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写出既符合今人今意又不失古书真情的著作,引导帮助现实的读者去感悟理解古籍的真谛,借鉴古往,昭示后来,这既是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专家学者的传统自觉。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