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1971年夏 ,中央指定我作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 ,我感到很难办 ,万里同志建议我最好找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 ,比如王曼恬。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事后证明 ,万里同志的这个建议 ,对我在文化组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江青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 ,把文化组的许多人都整下去。不仅这样 ,“四人帮”还制造事端 ,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 ,使我很为难 ,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四届人大召开前 ,周总理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 ,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 ,他们提出要我去文化部任部长 ,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 ,我不懂文化 ,前一段我负责文化组时 ,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后来人大需要人 ,我就去了人大 ,结束了在文化组的工作。

"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 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根据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正是在这六年里。

汤小铭:永不休战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而画家汤小铭,则是应了这句话,他一出道就成了光芒四射的国家。三十岁那年,就闪一幅纪念鲁迅的油画《永不休战》,而一举成名。汤小铭因而成为油画界的一代大家,奠定了他在全国美术界的地位,继而闻名全国,一度成了广东美术界的领军人物,与林墉、陈衍宁、伍启中并称"广东四大金刚"美名远播全国。其作品即便是如今重新审视,汤小铭的《鲁迅》仍然被画界赞绝。 当我找到他,谈起他的当年和现在时,他很幽默地说:"不如我当年在取得这些成绩之后就英年早逝,大家还会为我惋惜,为我幻想。

“文革”期间的四次全国美展

从1972年开始,新的艺术机构——国务院文化组(后改为文化部)每年都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美展,此外还先后举办了《户县农民画展》、《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览》(关于这两个展览另有专章评介)。据主要组织者高绵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四次全国美展中展出的二千多件作品是从各地区和部队推荐的一万二千八百多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四年里,共接待观众达七百八十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各国驻华使节、各国专家和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宾,也参观了展览。从整体上看,这几次展览,每次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这几次展览最突出的重要特点按高锦得当时的说法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垃圾被从画面扫除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革命的新生事物。

围绕影片《创业》和《海霞》的风波

1974年11月的一天,国务院文化组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去观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创业》,要求各新闻单位做好对这部影片的宣传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同有关编辑约请了几位写评论的作者一同前往。

首批文革故事影片摄制始末

首批文革故事影片摄制始末受访／苏云访问／狄翟本刊记者综观十余年的文革电影史，文革故事电影可以说是此一时期艺术影片创作的主要型类，１９７３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了《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三部故事片，率先于各电影厂推出了文革故事电影这一“...

怀念苏一平同志

苏一平同志不幸去世快一周年了。 我与他共事二十多年,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记得1974年10月30晚,袁水拍同志到我住处找我,恰好我不在。水拍同志给我家里留了电话,我一回到家,立即与水拍同志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同意我向他提出的整理《红楼梦》的建议,要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等李希凡从西安回来后再一起研究。很快这事就得到了国务院文化组的批准,于是我从人民大学借调到《红楼梦》校注组。就在这个时候,水拍同志陪我一起到了东四八条,与一平同志见面,并为我作了介绍,说明我借调到了《红楼梦》校注组。校注组就由文学艺术研究院(当时的名称)代管。一平同志是党委书记,所以水拍同志先为我向他作了介绍。当时只是介绍认识,并未进行交谈。

晋剧《三上桃峰》冤案访谈录

事情是那样的荒唐,但又是那样的真实。那股黑浪把许多人都卷了进去。 一出健康成长的好戏 1965年春,山西晋中青年晋剧团编导许石青,根据祁县城赵兽医站发生的“一匹马”的动人故事,写成戏曲剧本《当代新风》。是年秋,山西省文化局拟搞戏剧调演,派杨孟衡等人去帮助许石青修改剧本。许石青又发现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通讯《一匹马》。

前面就是《沙家浜》——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前厂长苏云

狄翟:长影是于何时开始拍摄《沙家浜》的? 苏云:是在1970年的年中。那时,北影的《智取威虎山》已拍摄完成,取得了成功,中央认为有些电影厂可以分配任务了。经中央有关部门考察后,将《沙家浜》分给了长影。不过。

寻访《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作家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一曲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虽只有短短四句,却可以称得上是歌颂新中国的标志性音乐作品。历经30年风雨洗礼,这支歌依然盛唱不衰,不能不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 朋友,相信您也会唱这支歌,但您可知道这活泼、欢快的旋律出自何人之手? 在举国上下喜迎国庆50周年之际,记者费尽周折,寻访到沉默多年的曲作者金月苓女士,从而也了解到这支金曲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