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史修撰机构更迭考

自唐太宗贞观初年设史馆于禁中,修撰本朝国史便成为此后历朝所沿袭的重要制度之一。宋代立国后,在承袭唐朝及五代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史馆机构,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史馆、国史院、日历所、起居院、实录院等在内的划分详细、分工明确的史书编写系统。这些编史机构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兴废不止,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轨迹。仅宋代的国史编撰机构就经历了史馆、修史院、编修院、国史院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 ,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许敬宗与唐高宗时期的政局兼及其与“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之关系

在唐高宗前期政治观念与权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许敬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贞观以来久任中朝的政治人物,许敬宗在高宗朝礼仪与格式制定、国史修撰与人事调整等领域均留下了深刻烙印。及高宗后期为实现皇权的平稳过渡限制母氏干政",去许敬宗化"又成为政治行动的风向标符。在后世文学史中颇为著名的"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判断,若衡之以文本的内部逻辑、咸亨至上元时期的政治走向、王勃的人际交游以及许敬宗在政坛与文坛的影响,则此一言论所指向的批评对象应为许敬宗而非上官仪。

内江明代布政使司右参议刘龙谷墓

内江明代布政使司右参议刘龙谷墓罗仁忠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８日内江市第三建筑公司在内江城北西林桥头瓦房沟建房施工时，民工挖出墓门，内江市东兴区文化局、文管所闻讯后，立即赴现场勘查。经省文化厅同意，区文化局、文管所在市文化局、市中区文管所的协助下，及时配合工...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

中唐史馆探微

中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虽然表面上还到处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气象,但在“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幄幕下,实际已隐藏着令人担忧的政治、经济危机。如何正确利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使史学真正能“贻鉴古今”,成为中唐史馆研究的新课题。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

高允与北魏前期史学

北魏史官高允对北魏前期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国史修撰方面,他的地位并不亚于邓渊与崔浩,这点以往学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高允坚守了史家直书的品质,使得北魏史学在因"国史案"停滞后能够继续发展。

后汉洛阳东观考

东汉洛阳东观乃盛极一时的国家一级文化机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惜早已为历史烟尘湮没，迄无遗迹可寻。本文用确凿的文献资料考证了东观的地点、始建和规模，以及在东观工作和学习过的人员的盛况，并全面论证了东观所具有的收藏典籍、校订研习经传、刊刻石经和撰修国史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