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本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

“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下)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上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本期刊发的是孙江、马敏、章清、李帆四位老师的笔谈。

“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国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不过,相较于海外国史研究的学术积累(主要体现为起步较早、多学科的学术资源、广泛的议题以及持续建设的资料数据等),本土的国史研究尚处于新兴阶段。当然,受制于研究视距较近、资料形成状况以及外部环境等诸种因素,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任何时代的当代史研究都充满难度。

20世纪初的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以福兰阁的王安石研究为例

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从汉学的一个分支进而奠定起独立的学科地位,19世纪发展成熟的历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学为原本从属于汉学的中国史书写提供了标准进程,由历史问题引领、建立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基础上、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的新范式逐渐确立。福兰阁是19、20世纪之交新型学院式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将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搭建起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福兰阁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新范式的特点,通过对王安石等杰出人物的观察,他提炼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议题,并以演化的方式追踪其在历史时间秩序中的外在表现,发掘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

2022年,国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将国史与党史研究相融合,积极挖掘新史料、探索新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总体来看,国史学界在理论与方法、内政外交、经济建设、社会文化、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并积极探索党史国史的书写新范式,努力构建国史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近年来共和国史研究视点回顾

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向多领域、多维度、交叉学科纵深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按四个历史时期,对1999年至2001年国史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做以梳理与回顾。

黄宗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析论

黄宗智作为当前美国中国学界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学者,其中国史研究洋溢着显著的特点:深刻的辩证反思;改造基础上的广泛借鉴;深入中国实际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转换;研究历史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本土资源相对缺乏。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依托于其史学的整体性发展、厚重的学科积累和丰富的本土理论资源 ,故能取得令中国和国际学界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尚在幼年时代 ,学科积累单薄 ;而且 ,由于中国史学在转型中出现困难 ,不同学科领域缺乏交流 ,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均不成熟 ,因而外国史研究未能从本国学术和思想中获得充分的滋养。外国史研究者通常只能片面地借助域外资源 ,难以产生有特色和影响的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学者更应借鉴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成功经验 ,充分发掘本土资源 ,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 ,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 。

古息国考辨——河南古国史研究之四

近年来发现息国专铜器不少,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研究。《文物》1972年第三期刊载《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青铜器》一文,所记枝江百里洲王家岗出土的春秋青铜器,其中有两件铜簋,形制完全相同,器和盖都有相同的铭文,其中同时出土还有一件铜(?),器底铭文是:“佳(唯)正月初古庚午,(?)公孙(?)(将)父自乍(作)盥(?)

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史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之路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史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迎来了新的改革契机。山西大学中国史课程体系在原有"人文基础理论平台课程+研究型课程+实践型课程"三结合体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研究生对中西方传统经典原著的阅读和讨论,优化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课程群。"走向田野与社会"体现了研究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实现了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向方法传授、能力培养的转变。同时,将地方史的内容引入历史教学,能起到唤起研究生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作用,使研究生触摸历史、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

早在50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余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较之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了巨大进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艰辛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研究现状与成果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前,这是国史研究的酝酿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述杨亲华早在五十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①。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六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

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状况

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台湾当局对新中国极尽攻击之能事，台湾史学界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调子也普遍低沉，甚至把中共党史说的一无是处，把新中国描绘得漆黑一团。改革开放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