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柳诒徵《国史要义》一书援经入史,将礼作为史学的主线,追溯与考察史学本原、平议与发皇史学体例、梳理与归纳史学义例、判断与阐扬史学正统;将道德作为史学功用的准鹄,强调治史畜德、读史求识、学史用世、观史明教。该书在对吾国人本主义的挖掘中揭橥中国文化要义,并由此完成了柳诒徵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

柳诒徵的《国史要义》,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因此,将《国史要义》视之为用本土文化演绎的“历史哲学”著作,恐怕不算离谱——至少柳诒徵自己是这样看待的。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国史要义》史例观的比较考察

柳诒徵《国史要义》以专章论述史例,其作法符合中国史学的实际。他考察了史例的缘起和外延,并置之于世界史学的视野下衡量。他认为,史例权舆《礼经》,为我国史学特创,包含取舍、等差、体裁等方面。柳氏对史例的见解深受杜预的影响,并基于大量的史料进行了扩充。由于其过于强调民族文化和礼书的地位,从而造成了自己理解史例的局限。

《国史要义》之“穿穴二民”索解

柳诒征所著《国史要义》,援用者众。其为文,常创用新词,而无解说,读起来颇为费解,该书卷首“题辞”所用“穿穴二民”之词,即属此例。据柳诒征学术概貌及《国史要义》之史学理论性质、所引中外史家文字,“二民”当系借用郑玄注《周易•系辞》所用之“二民”,并赋予新义,指中国之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之民,进而指中外史家两类人;联系文义,“穿穴二民”之“二民”当指“二民”所论之语或“二民”所著之书,因上句为“钩稽群言”,所以下句“穿穴二民”当指钻研中外史家之言。

“益自身之德,以道济天下”——以《国史要义·史术》篇谈柳诒徵经世致用之学

柳诒徵“经世致用”之学贯穿《国史要义》始终,其中第九篇《史术》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柳诒徵论证“史术”之含义,旨在说明史中有术,即史学中有经验、方法和谋略以供后人借鉴。柳诒徵用正反例阐释史学包含的持身处事之术、知类通达之术、借鉴之术、因果之术等七术,以此揭示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柳诒徵立足对传统史学深入把握的基础,批驳梁启超等人提倡的“为学问而学问”的观点,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柳诒徵的以礼释史及其现代意义——以《国史要义》为中心

在民国时期竞言史学革命、社会进化论、史学科学化的学术风气中,柳诒徵宝爱传统,本着其与南菁书院的学术渊源,从礼的角度,对古代史学与史官文化作了富有创意的解读。在《国史要义》一书中,他从史官职掌的政学背景、史书编撰的书法义例、正史各体的核心精神三个方面阐释了其“史出于礼”的观点。针对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正史弊端,柳诒徵揭示了礼中所蕴含的现代法律思想、平等精神与有助于延续国统的作用,对传统史学作了创造性转化。对于林毓生归纳的五四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弊端,柳诒徵对礼的制度性的强调与阐发也提供了可行的补救之道。

纲纪天人 贯通古今——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

柳诒徵立足时代全面考察中国传统史义,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以道德仁义为原则褒善贬恶,这既是建立人间基本秩序、维护人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受命于天的善善恶恶之人性的自然生成,故传统史义上承天命、下涵人道,既获得了超越的天道支撑又具有现实的人道依据;其次,中国传统史学在褒贬具体人事的过程中强调正义与不义相反相成、常义与变义相辅而行,呈现出灵活通变的辩证思维,故柳氏以与时俱变、与事俱变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史义的实现模式;最后,柳诒徵又引入权利与义务等现代观念分析君臣伦理,揭示出中国传统史义的普适意蕴,奠定了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发展路向。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大义的阐释既饱含浓烈的家国情怀又富有冷静的理性思考,既坚持传统的治学方法又采取现代的学术研究路径,其新旧夹杂的治学风格与著作方式虽有助于传统史学的现代化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船山论“正统”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

柳诒徵的《春秋》学研究

柳诒徵学术思想的基础是经史合一,因此经、史同名同实正是其"史术贯通经术,为儒术之正宗"观点的体现,这一观点正是他对《春秋》学的发挥。所以,柳诒徵认为《春秋》为"史"且视三传为史学研究之法,但《春秋》在与《周官》相贯通并经圣人笔削后又具有微言大义。同时,柳学浓厚的政治性融化在其《春秋》学中,并对他认识史书撰述宗旨、正统观念、史学体例等史学发展的内容与形式诸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柳诒徵的《春秋》学是在为儒家经典的政治功能赋予新的生命支点,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民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柳学也在为追求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实现"文化"认同而努力。

柳诒徵研究综述

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三十多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大二十年之久,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柳诒徵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丰,在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民俗学、方志学、图书目录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柳诒徵先生诲人不倦,提携后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本文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关于柳诒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略谈柳诒徵先生的治学与教学

史学有权威,先生其一人……后生不能忘,治学好精神。(周谷城《题词》) 柳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大史学家、大图书馆学家、大教育家。他一生“爱校馆如家,视书逾命”;“学问渊博,教学认真”,成才之多,人所莫及,事迹十分感人,使人“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韩德民一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封建的解体，王官之学逐渐连同王朝史官而分布流散于列国。王官之学，无非礼学。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源于各种原始的巫术礼仪、图腾禁忌，所以祭礼是礼的集...

印象与真相:柳诒徵史学新论——从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说起

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提供了认识柳诒徵早年史学思想的极佳文本。柳氏史学除了继承本土资源之外,深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先行研究把柳氏简单笼统归为旧派,未必妥当。他在伦理道德层面确实守旧,但治学却属新派做法。新派由于不认同他的伦理观,进而否定其学术,刻意把他塑造成信古形象,导致他在史学实践方面积极融入新潮流的面相被遮蔽和扭曲。柳氏成名甚晚,至40余岁对史学方法尚没有清晰的观念,以掇拾日人之说为主。嗣后,创学会办刊物,影响力迅速提升,他的《中国文化史》不断被"神化",《国史要义》亦存在自我炒作的嫌疑。柳氏个人性格并非如自我标榜那样谦和,颇有争胜之心,自负非常。他一生都揪住梁启超不放,或与他自视极高而又成名甚晚所致的复杂心理状态有关。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评介

《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一书(后简称《提要》),由刘泽华主编,叶振华、乔治忠、姜胜利等人撰写,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方面的参考书。很值得向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推荐。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括全局,界定严明。《提要》在编写上是按有关著述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予以评介。

柳翼谋先生友朋手札

前言柳翼谋先生(1880—1956)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及教育家。名诒徵,号劬堂。江苏镇江人。17岁中秀才,已有名於乡里。23岁到南京,入江楚编译局,从缪荃孙先生游。并随缪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后历任雨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学堂教员,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1927年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任贵州大学、中央大学特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