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逻辑与实践——基于“规划—设计—治理”的视角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厘清其规划体系的构建逻辑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实施和作用发挥至关重要。从需求层次出发,阐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以浙江省为例,探索建立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表明:(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需求层面上可体现为“功能修复—韧性提升—价值实现”3个层次。(2)围绕着“整体规划—深化设计—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的体系构建逻辑。(3)基于构建逻辑,将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梳理形成“编制—实施—支撑”3个体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要从需求层次变化的认识入手,以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空间价值为目标,在省域范围内通过纵向传导、横向深化及全流程支撑3个维度构建规划体系,为系统化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实施路径。

基于生态本底-格局-潜力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时空视角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耦合联动研究

基于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内涵剖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评价、耦合协调、面板向量自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2005—2020年31个省区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交互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结果表明: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指数由0.179增至0.740,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城镇化效应指数由0.134增至0.833,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②耦合协调度由0.394增至0.886,从轻度失调向良好耦合协调转变,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自身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解释力分别为60.9%和15.6%,城镇化效应对自身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分别为84.4%和39.1%;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空间回归系数为0.148,城镇化发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直接效应为0.221%,空间溢出效应为0.071%;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更大,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时序耦合协调性;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之间具有不对等的空间联动发展性。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土地利用冲突分析框架与应用路径

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忽视土地利用冲突分析可能导致生态修复关键区的识别失准,阻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有效推进。采用内涵分析、类型比较、模型解析等方法建构土地利用冲突分析框架,以水源涵养视角下的西安市长安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基于3类土地利用冲突经典模型和3类冲突识别方法的比较研究,结合“格局—过程—功能—服务”理论建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空间分析框架;其次,提出“场地认知—指标选取—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的应用路径;最后,结合实践阐述框架的具体应用路径和操作方法。

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与实践

由于滨海地区地理区位和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陆海空间策略的差异性,其传统的生态修复无法完全适配《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等文件的工作思路,应系统性总结滨海地区生态系统的特点,创新性探索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路径,并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例,探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滨海地区面向多目标、系统化的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同时将工程项目细化到绩效指标层面,加强规划的传导性和对项目实施的指导性,旨在为滨海地区提供以陆海统筹为引领、以“格局—策略—单元—工程”为主线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新思路。

基于InVEST模型和电路理论的昆明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

以昆明市为例,综合运用InVEST模型、景观连通性评价和电路理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研究表明,昆明市生态源地共34个,面积6421.95km2,呈西多东少、北聚南散的空间分布状态;提取生态廊道67条,全长859.72km,廊道分布空间差异性明显,构建了“一环、三区、三屏、六轴、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识别27处生态夹点和33处生态障碍点,为需进行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面积分别为197.68,155.84km2,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综合关键区域的不同地理特征和地类现状,提出自然保护为主、人为修复为辅和人为修复与自然保护并重的两类修复策略.研究可为市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与修复策略研究——以汉源县为例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当前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为实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修复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实践手段。汉源县存在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普遍、景观破碎化加剧等生态问题,以往生态修复以技术工程治“标”,未能实现全域系统性的修复,保障生态格局安全。基于此,文章聚焦山地城镇地质生态特征,应用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范式,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与景观连接度相结合的方法识别生态源地;运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采用电路理论识别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并确定生态修复总体格局和重点修复区域,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修复策略。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以滇中五大高原湖泊流域为例

为探索湖泊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方法,以滇中五大高原湖泊(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流域为例,综合运用生境质量模型、形态空间格局分析模型、景观连通性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明确湖泊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结果表明:滇中五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源地占全流域土地总面积的23.43%,包含33个生态源地斑块,主要分布于五大湖区和山林地;识别出景观生态廊道总长488.85 km,呈网状连通分布离散的生态源地;识别出流域生态修复关键区包括生态夹点93处,面积为119.17 km^(2),主要分布于滇池流域,亟待保护修复的生态障碍点62处,面积41.96 km^(2);生态夹点和生态障碍点重叠面积17.40 km^(2),生态断裂点77处,在滇池流域分布最为密集。结合流域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提升方向。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政策体系与实施路径研究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解决区域突出生态问题为首要任务,政策体系与实施路径构建是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施的重要保证。研究基于任务落实过程中的政策需求,结合中国生态修复的政策实践发展脉络,从部门协同和领域统筹角度出发,建立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体系,涵盖主体协同、监管服务、经济运作和底线约束四个方面,并基于政策管理和实施机制维度阐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的路径机制,以期为生态修复项目实施、空间政策落位和部门协同运作提供实践参考。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内涵体系、编制逻辑与实施路径

研究目的:探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概念内涵及规划体系、编制逻辑和实施路径,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本身概念清晰、内涵明确,与相关规划区别明显,肩负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并在落实目标任务过程中产生建立规划体系之需。(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遵循“解决什么问题、达成什么愿景、安排什么举措”的规划思路,形成“问题导向+格局塑造+区类调控+工程牵引”的编制逻辑。(3)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需要遵从“规划传导—政策引领—监管服务—要素集聚—适应性管理”工作路径。研究结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工作,是引导生态修复活动科学开展的前提,需在明确该规划的概念内涵及规划体系基础上,遵循其编制逻辑和实施路径,确保规划得到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探究与思考——以湖南省为例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多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方法支撑规划编制。主要从生态修复的概念与理论支撑着手,通过景观生态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适应性管理等理论研究,重点研究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规划目标、总体布局、修复分区、工程部署等内容,并以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为例,提出了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基本思路,具体为:按照“诊断问题-确定目标-谋划布局-部署工程-强化保障”的整体思路,聚焦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围绕生态质量及修复治理2个维度的目标体系,谋划“生态安全格局-修复分区-重点区域”3个层次空间布局,采用“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主攻方向”模式,形成“区域尺度-单元尺度”2个层级的工程项目布局。

城市群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诊断——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基于人类干扰评估和生态网络构建,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划定生态源地修复区、生态廊道修复区和踏脚石修复区,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湾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强度高、影响范围广,高干扰和较高干扰区域占湾区总面积的48.65%,集中分布于湾区中部;2)湾区生态网络整体呈现“两横四纵”的特征,包括北部连绵山体生态屏障、南部近岸海域生态防护带、东部和西部陆域廊道以及中部水域廊道;3)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包括生态源地4687.42 km^(2),生态廊道1362.71 km,踏脚石833.82 km^(2),主要分布于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从生态网络功能与结构完整的角度,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4)湾区亟待突破区域本位主义理念,凝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同处置的共识,组建跨域协同治理机构,主导跨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基于贝叶斯理论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属性图谱图像关系研究

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内涵为基础,梳理其关键属性逻辑,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31个省级样本进行了评测,在此基础上采用数理推导和贝叶斯概率法推演了图谱图像关系。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涵盖国土生态修复和空间生态修复双重内容,具有资源、资产和资本属性特征;(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资源、资产和资本属性之间存在线性和幂两种典型的图谱图像状态,三属性之间具有25种谱像关系;(3)资源、资产和资本属性之间具有6种类型的贝叶斯条件架构,先验概率中“资本性总量≥资产性总量≥资源性总量”条件架构体现了最高成效,图谱图像关系中有条件的线性函数图像Ⅱ的后验概率最高(75.51%);(4)以区域全部国土空间为资源属性的基础,通过国土生态修复和空间生态修复实现“资本≥资产≥资源”属性总量的交互转化状态,是三属性关系优化的重要方向。研究显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三属性之间存在多种函数谱像关系,充分认识图谱图像规律及其贝叶斯条件概率分布,有利于优化实践模式并提升综合成效。

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设计——以新民市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如何通过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地区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地区综合实力是亟须探讨的问题。新民作为沈阳市重要的粮食产区,承担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功能,且位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1]中“三区四带”的北方防沙带,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阻止科尔沁沙漠蔓延侵袭,抑制辽河平原地区沙尘的形成和扩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维护沈阳中南部平原尤其是中心城区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粗放的发展方式,该地区面临土地沙化、水资源缺乏、农业低环境影响保障能力弱、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系统极为敏感和脆弱,生态安全面临严峻形势,制约了地区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选取新民为典型对象,提出“生态本底分析-制定修复目标-确定修复格局-部署重点任务”的规划路径,探讨沙化及粮食主产区生态保护修复策略,以期对相关地区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视角下凤城市农村地区生态修复的研究

文章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视角出发,对辽宁省凤城市农村地区的生态修复进行了深入探究。针对凤城市农村地区的生态资源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通过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基本概念、规划的生态维度和技术方法进行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并明确了其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及其成因。基于此,提出了针对土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修复策略,旨在为凤城市农村地区提供具体、可行的生态修复方案,以期提高凤城市农村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态势感知能力、综合监管能力、形势预判能力和宏观决策能力。

关于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探讨——以大同市云冈区为例

为落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要求,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相关项目落地,文章以大同市云冈区为例,梳理总结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分析了编制程序和技术路线、生态修复成效和问题、生态修复空间划定等,为编制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提供参考。

农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衔接与融合

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增强两者的互动关系和集成效应。文章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内涵解析及趋势研判入手,构建两者的衔接与融合机制,并以广东省为例,探索基于生态修复规划分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对传统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的继承与更新,前者具有生态转向而后者突显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②土地综合整治的问题与生态修复的目标相衔接,内嵌于乡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内,并通过耕地与农田网络、宅基地与民居建筑等要素一一对应。③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在权属明晰、权利激励、市场平台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及价值转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最终达成两者之间的收益循环。④广东省内珠三角生态区、海岸带及北部屏障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应各有侧重,服务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SWOT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时空尺度分析和分类基础上,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发展态势和前景,提出广东省应深入加强党建与生态修复业务工作的高度融合、全面提高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做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马赛克拼图”、加强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宣贯、建立生态修复案例数据库、破解生态修复与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供给与需求两对矛盾、率先建立生态修复基金、优化生态修复职能部门工作机制的建议。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例

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从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结构连通性角度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以吉林省松原市为研究区,综合运用MSPA分析、景观连通性评价和电路理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松原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结果表明:松原市共识别生态源地9处,面积为787.95km^(2),以水域及草地为主,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识别生态廊道23条,一级廊道16条,二级廊道7条,全长1458.18km;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松原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包括生态夹点16处,面积180.70km^(2),生态障碍点24处,面积298.11km^(2).综合分析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空间分布和土地利用现状,并提出针对性生态修复策略.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定量识别——以贵州省为例

为揭示贵州省生态安全格局空间分布特征并识别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通过生态敏感性评价结合自然保护地识别生态源地,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后由电流密度诊断生态障碍区并制定生态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研究区识别生态源地26017.90 km^(2),其中大型生境斑块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东部;生态阻力面呈“西聚集东分散,由市中心向外扩散”的特征。(2)构建了生态廊道1414条,长34765.84 km,主要分布在河流廊道、林地丰富和较平坦地区。(3)诊断出生态障碍区1374处,面积3903.04 km^(2),集中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及西北部,其他区域较零散,主要为耕地和林地。(4)基于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强化生态源地保护,修复生态障碍区且对不同生态景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修复策略并联动各类各级修复工程。研究可为贵州省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提供理论指导,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