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的不断推出与逐步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也不断完善。该战略体系主要由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手段和战略布局五个方面组成。在战略环境研判上,需要全面系统认知国情和世情,把握两者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在战略目标设置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利益界定上,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区分战略利益层次。在战略手段运用上,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协调国家、社会、个人等的积极参与,灵活运用安全、经济、外交和规则等手段。在战略布局中要把握好时空定位,在不同地理空间和领域不断优化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确保各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经济导向”向“战略导向”的多重转变。

全球战略收缩期与中国“强国外交”新征程

国家战略取向呈现战略收缩或战略扩张两种态势,受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影响显著。新冠疫情蔓延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使得未来全球进入战略收缩期。主要基于两点判断:一是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明显,导致大国实力受损;二是全球治理动能有所削弱,国际环境的竞争性上升。这也致使未来大国的战略重心是国内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内向和保守,战略收缩概率大为增加。受全球战略收缩期的系统性影响,将呈现大国博弈持续增强、全球治理深陷困境、全球动荡风险增加等态势。中国的发展已由“富起来”转入“强起来”阶段,面对艰难逆境,中国“强国外交”开启新征程。对此需警惕战略诱惑的陷阱,规避战略透支的风险,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有所调整。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以国际维和与对外援助为中心

作为近年来中等强国中的后起之秀,韩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表现为中等强国的外交模式和轨迹。从国际维和到对外援助,从20国集团(G20)到牵头成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五国组织(MIKTA),韩国的身影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多态化演进的背景下,分析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实践,对于理解韩国的中等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双重身份认知视角的分析

中等强国通常具有区域和全球两方面的身份认知,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往往以区域大国的身份自居,而在全球层面又强调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印尼作为新兴中等强国也具有这种特征,并据此展开中等强国外交。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是区域性大国,在这一身份认知下,印尼的外交主要集中在区域秩序构建上,围绕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展开。放眼全球,印尼以新兴中等强国的身份自居于国际社会,通过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热点问题、专业性议程等展开“利基外交”,在全球事务中取得了与其身份认知相匹配的地位。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主要表现在大国关系、热点问题等方面,对中国与印尼关系以及中国的外交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韩国在东亚地区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

中等强国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端于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体系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再次引发学术界的热议。韩国作为其中的一名佼佼者,从对外援助到气候环境再到经济贸易等领域都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在东亚地区践行中等强国外交。

韩国的中东外交:现状、动因与前景

韩国的中东外交始于1957年与土耳其建交,至今已发展60余年。在政治关系上,以“推销外交”和“贡献外交”为主;经济外交方面,能源和基建合作仍然占据较大比例,高科技项目需求上升,官方发展援助继续维持;文化外交方面,“韩流”是主要资源。韩国中东外交愈加积极的动因是结构制约和需求激励,前者包括韩美同盟、日本和朝鲜因素的影响,后者涉及韩国和中东国家当前的现实需求。未来,韩国中东外交将更多地表现为参与中东区域安全和发展治理。

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

澳大利亚陆克文新政府力图通过"首创精神"来实现"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为此,澳采取了一系列"以先动谋主动"的外交行动。本文认为,美澳同盟关系限制了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澳外交政策中"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两大变量竞争的内在矛盾、亚太权力竞争的现实、再加上澳实力有限,使得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面临困境。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

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展,例如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和政府更迭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其战略延续性。

中国的“强国外交”:方位、方向与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提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这一论断出发,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以更大的战略引领意识和更大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内国外环境的新变化，善谋长远、妥为运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底强基”。

俄罗斯的强国外交与中俄关系

2008年5月普京卸任俄罗斯总统,在他执政的8年时间里,俄罗斯从乱到治、从衰落走向复兴。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多极化趋势得到加强。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的强国外交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同反响。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政治关联异质性、外交关系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的解释

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组织层面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生存和绩效都会产生影响,但这两种异质性的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是否产生同样的影响却不得而知。同时,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关联,两国外交关系是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外交关系变化对政治关联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172起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组织层面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同时拥有个人层面政治关联与组织层面政治关联时,企业会降低对个人层面政治关联的依赖,即组织层面政治关联弱化了个人层面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两国外交关系改善同样会降低企业对个人层面政治关联的依赖,即弱化个人层面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本研究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对现有的企业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研究形成重要补充。

多边外交与中国—东盟关系

多边外交是一种顺应后冷战时期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浪潮而兴起的外交形式。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起开始多边外交往来。中国与东盟之所以要大力推进彼此间的多边外交,主要是因为双方面临着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发展经济、建立安全互信关系等共同任务。经过20年努力,中国与东盟间已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型的多边外交体系。借助这一体系,中国与东盟在多领域展开合作,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留学生的爱国外交活动及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留学生积极地担负起国民外交的责任,进行了"埃及宣传抗日爱国活动""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华民国回教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沙国珍缅甸访问行动"等多次爱国外交活动。这些爱国外交活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进行外交孤立的图谋,赢得了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促进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加强了伊斯兰国家华侨和祖国的联系。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四大矛盾分析

公共外交在中国属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本文提出了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四大矛盾,它们是中国想要展示自我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之间的矛盾、外部传播与内部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源的有限性与任务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迫切性与机构设置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论文并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论文的目的是呼吁官、学界人士为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献言献策。

“一带一路”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良性发展路径

太平洋岛国在国际社会中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影响,目前我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多边与双边的合作领域中,具有经济合作发展稳健、政治合作较少的特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推进,受到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区域内外的大国政治角力、台湾问题以及太平洋岛国国家本身疑虑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将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相互的战略诉求作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驱动力,通过低敏感领域的合作加强双方政治互信,积极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现有的合作框架内推进与我国太平洋岛国间的良性互动。

跳出“强势外交”的刻板思维

“强国”或者“强权”、“强势”（power）是一个西方政治概念，也是对西方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一贯他者感受或者他者解读。近代以来，包括现代，中国在遭受西方的“强权政治”（powerpolitics）诟病的同时，多少人渴望着中国也能变成类似的“强国”，并开展类似的“强国外交”。

韩国中等强国身份建构的路径与前景

1994年金泳三政府的全球化战略开启了韩国建构中等强国身份的历程。总体上看，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以功能导向型战略为主、行为导向型战略为辅，以塑造区域角色为核心、兼顾全球角色。在全球层面，韩国在国际安全、发展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利基外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区域层面，受朝核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限制，韩国难以胜任东北亚安全合作协调者的角色。伴随全球角色强化和外部环境改善，韩国将继续探索区域角色和全球角色的兼容并济。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

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二十大以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继续开拓前进,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新征程政党外交将根据党的对外工作的科学定位,突出政治性、凝聚思想性、增强实效性,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合作;加强思想理念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努力塑造党和国家国际形象;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外交议程和外交行动,提升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因时而为、守正创新,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着力厘清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美西方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反华,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坚持底线思维;适时调整优化政党外交方向布局,探索丰富“政党+”模式的新路径;始终坚持党际关系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建设性介入”的有效方式;大兴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交往对象的国情、政情和党情,在服务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政党外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