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时代公共性算法的应用场景、层次嵌套及逐层规制——以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以大规模的深度学习模型来解决复杂问题为特征的“大模型时代”悄然而至,算法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战略,必然需要面对大模型时代的趋势与公共性算法的运用。从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看,大模型时代下的公共性算法能够在数字治理、数字政务以及数字监管中提升多方效能,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从具体的运作机制分析来看,算法分别在数据层、协同层以及理念层上实现了层次嵌套,通过数据喂养训练合格技术、人机交互赋能多元主体、价值内化保障数智理性。但上述运作机制存在法治保障的不足,应当分别从上述三个层面的运作机制出发,尝试通过事前与事后并行的方式,规范算法运作、公众与机关共治的形式,保障有效交互、伦理与司法审查的途径,从而实现数智理性。

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的技术联结逻辑及其调适——以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公共治理领域广泛运用的算法工具推动了公共性算法的制度建设需求的产生。从治理角度而言,使用算法工具有助于规避传统政府决策的风险、提高政府运转效率,弥补传统政府监管的不足。公共性算法对公共治理的技术逻辑在于,首先通过语言训练为算法实践提供数据基础,然后借助其人机交互功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在构建公共性算法的制度时,需要从技术、伦理、法律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公共性算法在辅助公权力主体进行治理过程中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具体而言,在算法准入方面,需要确立公共性算法的实际边界;在算法设计中,应注入社会核心价值以增强算法工具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需防止滥用权力以保障权利安全;在司法裁判方面,需要司法机构确定公共性算法运行的实际边界,并切实保障治理对象的法定权益;最后,在算法监督方面,必须限制数据利用以维护公共秩序。

公共性追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本真面相与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超越资产阶级国家观之处在于透过国家的表象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性的追寻。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虚伪性,它只是打着公共性旗号而已,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还探讨了共产主义的国家状态,那是国家统治职能消亡的状态;但国家的管理职能并没有消亡,任何社会都需要管理,这种国家才是公共性的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人民性就是公共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凸显了党和国家的价值追求,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创造性发展。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本真面相与价值旨归,有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国家观的重要论断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

基于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的新质生产力治理——以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数字化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算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通过其公共性应用实现积极效能,但也要通过特定的制度构建来避免其带来的风险。公共性算法制度建构或许存在抽象与脱离实际之嫌,因此在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语境下,需要进行更加坚实的论证。首先,公共性算法能够为公共治理提供有效助力,促成政府决策的错误减少与客观增强、政府运作的体量精减与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模式创新与多元协同、政府治理的公益追求与理性实现等效能跃迁。其次,公共性算法的运作具有三个阶段的技术联结路径,语言训练阶段是算法应用的初始环节、人机交流能够实现算法代表公共权力的多向互动、价值嵌入能够促进技术内化道德理性最终实现善治。最后,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公共性算法应用中存在特定的风险,需要构建公共性算法制度以进行调适,在语言训练中需要限制数据的可利用性、在人机交流中需要规制算法与权力、在价值嵌入中需要保障算法的道德性。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公共性价值的中国话语表达

国家治理公共性从单纯的民主参与发展为社会共同治理、政府对民众诉求回应、公共利益增进及公正分享,并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公共性治理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和公共能力,以及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国家治理公共性价值的当代中国话语表达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共享。为了人民,体现为国家治理权力以人民认同为前提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并在服务人民中加以落实;依靠人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体现为宪法和中央文件对于人民主体性规定和相关技术性设计,以及对公众参与的实质性要求;人民共享,内含着人民公正地享有发展成果,国家治理有效并维护社会公正。当下中国,人民共享的政治与政策话语就是共同富裕。

广义政府:对“党和国家”的一种理解

“国家治理”一词存在“country’s governance”“national governance”“state governance”等多种官方英文翻译方式。这些翻译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如疆域范围意义的国家治理、民族群体意义的国家治理以及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治理等。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主要从公共权力体系与运行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实践中,常以“党和国家”这一概念指代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state)。然而,并非所有的党组织都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因此,在理论上只能将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性质党组织带入“国家”,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的“国家”概念,我们称之为“广义政府”。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讨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主要研究广义政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整体性的广义政府体制具有决策统一、协调能力强、便于打破科层束缚等独特优势,但也存在双重逻辑、多重价值之间的冲突取代等潜在风险。推进广义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政党逻辑和国家逻辑、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制约关系与协调关系等,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中效率价值、公平价值、廉洁价值等的均衡发展。

社会组织纽带、国家审计与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作为各级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能够对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年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商会任职所产生的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潜在影响,并考察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制度安排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家(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商会组织纽带作用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政府资源配置具有正向影响;(2)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无审计署特派办的地区更加明显,即企业家商会任职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正向影响会因国家审计机关的地域性分布而存在异质性;(3)企业家商会任职与政府补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经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和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以及地方官员本地任职的情况下更加明显;(4)渠道分析表明,企业家商会任职能够加剧企业寻租行为,并增加企业社会性负担,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上述结果表明,商会组织纽带并非是通过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是以其自身为中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对政府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以商会这一社会组织纽带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补助资源分配背后的行为逻辑,相关研究结论对继续深化商会组织改革、加强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以促进政府资源配置的积极效应都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地方政府博弈与市场分割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是政府协调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挥棒”,但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同质化竞争可能会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市场分割的威胁。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引入博弈论的分析范式,建立了在国家重点产业规划下地方政府间策略选择的竞争模型,并对博弈假设、核心结论和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家重点产业规划的盲目追随会引发地方政府间的同质化竞争,进而可能加剧市场分割;设置“高墙”是地方政府的绝对占优策略,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与区域间技术交流及交易成本密切相关;地方保护与本地整体产能间呈现倒U形关系,持续高涨的区域壁垒不利于产能红利的释放。

国家审计如何促进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

以2007—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与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升作用,发现政府预算执行绩效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同时国家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国家审计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促进了政府预算执行绩效的提高,政府效率和市场环境在间接路径中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了明显的事件冲击效应;地方发展和审计强度差异均会对国家审计提升政府预算执行绩效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

政府治理创新促进国家认同的逻辑理路研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各国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之间双向耦合驱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国家的发展进步。分析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的逻辑理路可以发现,我国政府治理创新面临着信息透明度、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不均、数字技术变革等多重治理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政府治理创新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维度,新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驱动机制多元,涵盖政策和法规激励驱动、经济和财务激励驱动、文化和教育推广驱动等方面,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促进国家认同的动力系统,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建设与巩固。通过整合这些创新机制,政府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当下的治理挑战,还能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反映了我国在应对内外挑战时的战略思考,也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深化治理创新,将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逻辑与价值共创

协同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作为国家治理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然而,组织间的互动逻辑、交互关系与价值创造效应在新发展格局下还有待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国家审计与有为政府建设协同呈现出传导、聚变、耦合的递进交互的演进过程;“价值链接”“制度嵌入”“技术契合”是演进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和驱动协同的三大关键要素,由此可将协同关系概括为“三合”,即融合(价值链接)、整合(制度嵌入)与契合(技术契合)。进一步构建协同要素矩阵模型后发现,二者协同具有非线性叠加效应、自组织效应和协同网络共生价值效应。

解构公共性:对几种流行观念的批判性分析

公共性是一种基础性的现代价值,但在近几十年,这一价值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的许多观念都产生了解构公共性之效果。比如,公共产品的观念看似为政府的公共职能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实则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公益精神的观念突出了公共性的道德地位,却不利于政府履行公共职能;顾客导向的观念引导政府积极回应顾客需求,同时也导致了政府对非顾客的排斥;人力资本的观念将个人本身重塑为企业,造成了不平等的正常化,从而取消了公共性的存在基础。通过对这些观念的批判性分析可以发现,重振公共性价值仍然任重道远。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与国家经济安全发展

“开前门、堵后门”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原则,通过债务置换实现债务显性化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虽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财政风险,其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及其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对此,在梳理中国2015—2023年历次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案的基础上,文章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及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另外,从治理地方债务问题出发,提出防范债务置换风险、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的改革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优化与机制创新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更是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和权利配置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这为政府职能优化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政府职能的划定与执行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调整与演进特征,经历了从全能统揽到有限恰当的职能调整,从管制约束到服务推动的目标转变,从运动粗放到长效规范的方式优化,从失衡偏向到协调公平的政策设计,从单一控制到多元共治的主体扩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努力构建民主科学、公开透明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坚持服务原则、效能原则和透明原则,探索完善决策机制、公开化机制、竞争机制、参与机制和创新机制。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优化与机制创新研究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治理逐步改革和完善,可以为进一步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插电式电动车的全球兴起:公共政策、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书评:政府—市场关系视角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和争论经久不衰,本文秉承相关讨论可以以理论为起点但是最终需要回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的观点,以《插电式电动车的全球兴起:公共政策、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一书为据,分享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核心观点是:虽然电动车是私人物品,但其市场并非自发形成,其产生背景是政府为解决能源安全、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等公共问题制定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各经济体皆如此;解决公共问题这一目的为实施促进电动车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

主要发达国家小城镇更新中政府干预方式的演变与启示

文章通过梳理主要发达国家小城镇的发展历程,以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小城镇为例,将小城镇的更新建设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并从规划、法规、机制和经济四个方面分析政府干预方式在小城镇更新中的演变与启示,对我国的小城镇更新提出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元宇宙与公共性:一种政治理论的分析

元宇宙的兴起正在对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可能威胁到公共性这一基础性政治价值的实践地位。公共性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进入政治实践,得益于权力的国家化与国家的公共化两方面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特殊条件也为公共性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随着元宇宙的兴起,这些条件受到了冲击。首先,元宇宙会造成人的全面零工化,使得人们无法作为一个集体开展行动,无法作为一个集体来寻求公共性所需要的政治平衡;其次,元宇宙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存在,从而动摇公共性所需的平等意识形态;再次,元宇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扩张,结果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转向元宇宙市场,进而引发越来越多资源从国家向元宇宙市场的转移,不断蚕食国家这一公共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要在元宇宙时代维护公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地位与功能。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

政府的公共性 ,其应有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的自利性应该从政府官员个人、政府机构、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三个层面去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自利性的基本内涵。在对公共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不应该忽视政府公共性的限度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共性中有关实现正义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的选择性问题 ;在对自利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应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遏制政府自利性必须在个人层次上分清合理的自利性与扩张的自利性 ;在机构层次上正确处理“条”与“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阶级层次上必须使政府更好地代表人民 。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民营化存在问题分析——以公共性为研究视角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逐步推行民营化的治理变革。从公共性角度出发 ,审视我国政府的民营化改革 ,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营化带来的经济性损失、公平性损失及社会责任缺失等六个方面。对此 ,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则难免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