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互构中形成的凝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优化国家—社会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和学科领域。不同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传统学科,国家治理理论呈现一种新的强烈的国家视角和国家主体性意识及服务于国家建设发展大局的治理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国家各公共机构并不断优化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以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实力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目标。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与启示;借鉴全人类文明对国家治理问题的优秀成果;不断解决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对国家治理的机遇和挑战;不断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治理问题。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 ,“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 ,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 ,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随迁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现状与支持系统构建

随迁老人特指为了照顾孙辈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居住地生活的流动老年群体。这类老年人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难以适应,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在微观到宏观的生活系统中依次扮演着家庭中局内的局外人、社区的隐形人、公共服务体系的边缘人和社会文化中的工具人角色。应通过提供物质与情感兼具的家庭支持、构建滋养型的社区环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为随迁老人搭建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构建新农村

回避西方近代开创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不同流派在理论基础、逻辑进展和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从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共同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渊源、以及相应解决思路中的逻辑起点和切入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等关系--基于马克思消费力理论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极力鼓吹并蛊惑发展中国家追随其发展模式,从而绑架发展中国家为其服务。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限定发展中国家消费力、通过文化倾销控制发展中国家消费力、通过通胀输入稀释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力、通过货币战争掠夺发展中国家消费力,导致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实现预期发展,反而因自然资源消耗、产业结构固化、社会阶层分化等削弱或丧失发展权。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竞争中,唯有提升自生能力才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当前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

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前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并存的观点;后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既有"多元主义"、"回归学派",也有国家限度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特别是后者使国家、社会单极走向的研究路径得到了较好的校正。在这种视野下,国家与社会趋向交融与整合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逐渐得到关注,国家与社会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关系架构,治理与善治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统合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理论视野、经验观察与政治选择

统合主义理论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之一,具有理论分析和政策设计的双重功能。然而它是基于欧洲大陆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产生的政治安排和学术分析工具,因此用于中国研究时,在适用性上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概念使用混淆不清。中国从未以统合主义为指导进行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中国的群众组织及其衍生出的新型社会组织,与统合主义组织更多的只是表象上相似,而非实质上的相同,因为它们是基于与统合主义完全不同的政治逻辑、社会阶层结构、生产方式、政党体制和意识形态话语。即使说中国有统合主义,那么这种统合主义也是低度制度化的,因为此类组织对本利益群体利益代表的程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比较有限,具有精英主义、工具主义和侍从主义特征。中国草根社会组织的发育,则又表明多元主义特质的存在。

基于协同理论的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相结合审计模式研究

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三方协同的审计机制,推动审计模式不断创新,确保各类审计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当前审计模式运行发展的方向。本文在明确协同理论导向下三方协同审计模式构建意义基础上,说明不同审计方式的协同关系,提出三方协同审计机制构建内容,明确新型审计模式实施保障,以此为推动审计全覆盖、推动我国审计事业创新发展起到应有促进作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集体行动——对转型期社会控制的理论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转型期社会控制方式与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矛盾。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庇护主义"和"法团主义"相混合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决定了社会控制方式的"排他性":在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中,社会控制网络之外存在大量边缘群体、利益受损群体,他们更多地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因此,必须突出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公共性,注重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并引导社会冲突走向有序化解决道路。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关键——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的、资本的利益驱动受制于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追求,按照协商民主原则进行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这种分离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消除了二者根本对立的根源,以劳动本位取代了资本本位,确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社会与国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研究视阈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脉络检视与范式反思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对乡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常识性用法为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提供了框架,却可能陷入理念的空泛;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衍生出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乡村政治研究的重要指向,但其整体性品格往往容易遮蔽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新取向使乡村研究更加立体和丰富,但是否掌握了乡村研究的真谛仍需继续探讨。通过对三种范式的发展脉络进行检视,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根植于乡村研究的需要,亦应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以《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为中心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首次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直接达到成熟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再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是对马克思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性的认识,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探索,是经过积极主动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至共产主义的实践范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对经典作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坚持与创新,对于明确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意义重大。

莫迪政府农业改革与印度国家治理困境——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解释

制度与结构是理解印度国家治理的两条逻辑主线。然而,“制度优势说”并不能有效解释印度面临的国家治理困境,特定政策领域背后的社会结构才是问题根源所在。印度的社会异质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众多游离于国家官僚体系之外、由“地方强人”支配的权力中心,社会控制分布高度碎片化,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强社会—弱国家”的状态。由于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系统性权威缺失,调整既有利益关系的基础性改革将面临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在大概率上会遭遇失败。因此,国家无法按照自身的意愿和设计来改造社会,有时甚至是“社会控制了国家”,这就是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基于莫迪政府农业改革的案例分析印证了上述判断,农业改革失败是当代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也有助于加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困境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重塑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印度推动农业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现代社会最本质的变迁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和重塑。本文梳理了第一现代性中关于个体和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诸理论都看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能够自由流动的个体努力争取权利,主动从传统"集体"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事实"。第二现代性中的"个体化"理论则揭示出第一现代性下已经脱离出传统"集体"的个体,在福利国家和民主两个基本制度的保障之下,走上了一条不再是个体主动争取的,而是"强制的""不稳固的"甚至"自反性的""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制度个体化"的新路。世界历史实践表明,"个体化"是一种形式多样而又万河归流的浩荡历史潮流,是一种高度分化而又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因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依赖,使得个体化的社会朝向一种既注重个性化而又注重承担对他人义务的新伦理,从而使社会整合得以可能。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有限政府理论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随着改革的开展而凸显出来,成为关系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自主化进程的重要问题。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历史上追求的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