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国家—社会”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将“政党”这一重要维度引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二元理论结构,构建“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指引。

“国家—社会”视域下合村并居问题再讨论

受2020年山东省“强拆村居、村民被迫上楼事件”的影响,当前学界对合村并居的讨论呈现负面趋势。但对“合村并居”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拆村并居”,而需跳出现实问题来谈行动本质。从“需要”概念出发,“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为重新审视合村并居提供了新的框架。研究发现,合村并居能在乡村社会重塑新治理空间与结构,突破区域化的细碎产权局限促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契合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融合性需要;而国家—社会中的第三领域也有效防范和缓和合村并居过程中的冲突。因此,合村并居的开展需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互适调整中,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政府履责、激发第三领域的“安全阀”机制,进而实现行政区划改革服务乡村有效振兴的目的。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教育政治学分析

本文从国家—社会的视角剖析了农村基础教育百年来的发展过程,集中探讨了近些年农村社会发生的若干重大过程,如税费改革中县乡财政关系的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及私立教育兴起等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及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描述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着重分析了这些过程中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学校与民众之间围绕教育治理所发生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某些新动向。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作为治理之道的群众话语:历史经验与理论反思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理解新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理论进路必须引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话语,相对于社会优先理念来说,群众话语为政治权力介入社会提供了一种正当性理由。集双重形象(人民群众与乌合之众)于一身的群众话语使得作为治理之道的群众路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新中国卡理斯玛权威绩效合法性的压力使得推进赶超型现代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群众则必须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正是借助于群众话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控制。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优先性理念对群众路线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实现其功能转型。

中国乡村研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检视

"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渗透发轫于乡村研究的两大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其理论预设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另一种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国内某些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乡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并超越。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国家—社会”视角下社会权力的历史演化

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自组织力量,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客观存在,并因之发展变化,国家权力也不过是社会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让渡和更高级的形态。从"国家—社会"的历史视角看,社会权力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其演化过程分为社会权力的产生和部分演化出国家权力时期、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融合交锋时期、社会权力被国家权力全面压制时期和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分离再生长时期。对社会权力历史演化的考察有利于发现蕴含其中的社会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

“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全民动员和治理成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巨大考验,动员式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必要手段之一。“国家—社会”的共同在场形成了全民动员、系统协同的整体动员机制,促进了经济资源、情感道德资源、专业智力资源和全社会志愿力资源的快速集聚。“共同在场”的治理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发世界共识、通过“网络化+网格化”双网协同优化基层共建格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为本质要求的系统性动员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能力成长,形成“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福利国家”问题研究

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和调整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外显,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夹杂着政治与社会等多种复杂因素的考量,其发展大都经历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再到“国家—社会”合作的转变过程。但不论如何变化,福利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初衷并未发生改变。福利国家的实践启示我们,要遵循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探索多元共治的社会福利模式,建立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让全体公众成为福利制度的真正受益者。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我国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实践

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作为补足公共体育设施、推动大众健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该文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为基础,剖析我国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实践中国家强位、“强国家—弱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时段性核心转变。得出了国家与社会权利边界不明晰、配套政策尚需完善及社会参与不足的缺憾。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法治建设、激发社会参与建设热情,3个新时代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抓手。

党的建设学科研究框架刍议——兼论“党群关系同心圆”“党—国家—社会”

建立党建研究学术框架,是党建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学者们已经对党的建设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积淀了丰富的理论文献。立足学界研究成果,力图吸收和借鉴"党群关系同心圆"和"党—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尝试对这两个框架的基本内涵、运用范畴、主要优势和不足、相互区别与交替运用等进行阐释。这两个学术框架都体现了大党建视野,即党的领导与党的自身建设融为一体。

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谱系及本土话语建构

市场化之前的中国长期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微观单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效应”,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不明显。这种“同构效应”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家国同构”,在单位社会中表现为“单位—国家同构”,而在后单位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已然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这种“同构效应”也开始走向消解。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针对国家与社会之间“重层结构”的研究,则可能为建立良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理论途径。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农民——20世纪下半期西方关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内进行,并受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文章在回顾20世纪下半期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探讨了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可能性。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无疑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视"国家—社会"关系问题域演进的历史逻辑,反思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向度,多元治理主体应遵循其内在治理逻辑,在治理职能边界内开展协商、协同、协作治理活动。在治理理论框架与治理实践创新的导引下,重点加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与机制创新,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市民社会与法治观的转向——以“国家—社会”框架为基点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法学研究领域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并形成了市民社会法治观。然而,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社会"框架的运用是在承认西方现代性图式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研究处于缺乏反思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经由反思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法治观存在着自身的矛盾,这种法治观预设了西方实现现代化和法治道路的普遍有效性,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和现代化道路的具体现实情境与中国的根本差异。

资本主义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协作”模式——以德国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为例

德国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具有"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的诸多特征,可以之称为"国家—社会协作"模式。征地中的协商、土地置换中的讨价还价和土地整理的多元性等三个方面。从国家干预、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和"共享发展"三个方面来看,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