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关键所在。当前,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统-分”辩证演绎: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演变及其内在机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安全格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基于其紧密相连特性,在行动上一直处于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的关系状态。系统分析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发现,两者在“统”与“分”辩证关系逻辑中流转:早期的国家安全强调管理和治理意义,重视国家安全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体现了“管理/治理中的安全”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国家安全单列专章进行全面系统阐释,并将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视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治理”逻辑。深入地看,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统-分”关系逻辑转变的深层动因在于:全球社会高风险状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践行是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基础动因;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更高水平的安全秩序作保障,成为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内在动因;把握国内外形势、筑牢安全屏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安全发展的根本动因。

社会发展视域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变迁——以对非营利领域的考察为中心

既往国内非营利研究主要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开展“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并取得了诸多进展,但这一思路愈加面临对现实的阐释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民间驱动力的持续下,社会形态呈现了从简单到立体再到广泛参与的三种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公益领域以其公共利益目标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生长出多元社会主体的丰富实践与广泛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先锋力量。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的既往研究思路,已经难以阐释主体更加多元、构型更加立体、联系更加普遍的当下社会状况。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向“以社会公益反映社会”的思路转变,对于准确、深入阐释当下“国家—社会”关系状况具有必要性。研究思路的转变并不是对既往思路的否定,而是对既往思路的时代调适和有力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互构中形成的凝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优化国家—社会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期和深水区,未来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经济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廉洁政府建设、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等都需要进一步推进,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精简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让三者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机构改革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方面为厘清三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进程迟缓、社会组织自主活动能力有限、法律供给滞后、逆政社分开等。未来的改革需要把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方面推进。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是人类创造、并生存其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政治角度讲。

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态

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实质上就是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关系形态交替变更的过程,内在地体现着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如何避免由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形态的失衡所造成的颠覆性危险和破坏性灾难,能否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是当今世界所有转型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任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和实践的深化。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和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两者关系格局向“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协调状态转化;根本的方法论在于促进以国家和社会为核心的各方行动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事业的共同建设、行动的共同治理以及成果的共同享有。

我国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我国的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遵循着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模式: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推动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从两个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市场促使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而使社会能够影响国家,并对国家职能的转变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又导致社会矛盾的凸显,从而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并迫使国家权力进一步优化升级。伴随着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不断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市场的良性运作、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及社会关系的重构

相对于国外商业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体现出成立公共广播电视的迫切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电视频道,只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化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的公共频道。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已有100多年,经历了诸多的探索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公益伦理: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多重分析视角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呈现出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分化发展趋势。对此,相关研究者运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益伦理三种分析视角,来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动态,推进社会组织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高度依赖于国家逻辑,通过把国家置于更具体的治理意愿和制度环境之中,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与国家逻辑视角一样,市场逻辑这一新兴的分析视角同样遵循外部环境决定社会组织发展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逻辑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相关研究意识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彼此配合和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约束机制。上述分析视角主要从外部环境要素理解社会组织,而公益伦理分析视角则聚焦社会组织内部的伦理认知及其对维持组织内部活力和对外自主的重要意义。总的来看,上述分析视角互相补充、逐步深入,分别关注了影响社会组织运作的内外部要素,有助于解释社会组织多元分化的发展状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关系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行了战略部署。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时代新人的主渠道,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资源、文化环境、实践佐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

莫迪政府农业改革与印度国家治理困境——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解释

制度与结构是理解印度国家治理的两条逻辑主线。然而,“制度优势说”并不能有效解释印度面临的国家治理困境,特定政策领域背后的社会结构才是问题根源所在。印度的社会异质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众多游离于国家官僚体系之外、由“地方强人”支配的权力中心,社会控制分布高度碎片化,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强社会—弱国家”的状态。由于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系统性权威缺失,调整既有利益关系的基础性改革将面临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在大概率上会遭遇失败。因此,国家无法按照自身的意愿和设计来改造社会,有时甚至是“社会控制了国家”,这就是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基于莫迪政府农业改革的案例分析印证了上述判断,农业改革失败是当代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也有助于加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困境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重塑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印度推动农业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