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的社会功能探析——以国家—政党—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

参政党的社会功能是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自身性质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依据国家—政党—社会的关系框架,参政党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行为主体,理应在中国特定的国家—政党—社会关系框架下发挥功能作用。所以,参政党的社会功能理应归纳为:社会管理功能、社会建设功能和社会代言(利益表达)功能。

“国家―社会”互构关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兼论治理技术手段的历史变迁及当代趋向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理念构想、实践方略、技术手段是相依不离的三个方面。任何历史阶段上治理的理想状态和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所能达到的水准与效果,最终还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手段。文字书写曾引发了人类生活和治理方式的大变革,确定了传统治理的技术形态,并长期制约着基层治理的积弊沉珂,将这一复杂问题化约为四个主要方面——基层治理的成本问题、效能问题、边际效用问题和代理中介问题。在当今互联网与大数据两大核心技术快速应用的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面临又一轮更新,以往对基层社会的层级管控和间接治理也势必随之调整。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一个历史之问,将重新聚焦实践中的大量新问题。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党建研究:定位、框架与趋势

长期以来,党建研究形成了三个不同学科定位:作为一项工作的党的建设、作为一门学科的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党的建设,以及两个基本框架:党群关系、党-国家-社会。今后,党建研究可以从三个不同定位及两个基本框架入手,进一步推进国内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话与交流,推进境内外学者对话与交流,努力拓展党建研究的领域与深度,产生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好作品、好成果,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同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城市社区居委会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探析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逐步向街区制、社区制转变。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亟待跟进。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管理体制的中心部门还存在着二元断离的倾向，在“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中，未处理好和业主委员会及物业之间的关系，传统角色与现代角色缺乏转换和融合。

Drama and Theatre as Vehicle for Youth Empowerment and Reorientation： A Proposition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Apart from serving the functions of enlightenment and entertainment, the theatre is also useful in several other ways. For instance, it is a source of employment, cultural preservation, presentation, and projection. It also serves therapeutic functions and as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 in a society. It is a mirror of life, reflect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moral codes and the ills of society and castigating social evil and its doers. Beyond all of these, the theatre could also serve as an agent of civilization, community mobilis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 and emancip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potentials of the youth in a country such as Nigeria, could be harnessed and deployed for the purposes of national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using culture, drama, and theatre as the defining tools for this evolvement.

“中间”的生产——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中的实践机制

面对复杂现实,开放性建构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但该如何在与治理的总体性诉求带来的闭合性的互动中达成?本文以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为例,阐释行动者如何通过在交界点(空间)、交界面(文化与社会)、交界机制(治理机制)上做文章,生产出作为连接机制的“中间场”和作为转译者的“中间人”,从而化解张力,打开基层治理场域。“中间”的生产揭示了包容性制度弹性的生产与国家一社会接合机制的建构过程,体现了权力运作的隐秘柔性,具有探索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前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再认识”与“再出发”

本文对既有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进行了反思性述评,认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来源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它既是这种分析模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也为突破"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二元对立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严重局限于单向度的"支配-反抗"模式。事实上,本质上讲,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关系集,二者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关系。后续研究应该关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这种复杂性。

社会转型期户籍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管控人口规模最重要的手段便是配合传统户籍制度所施行的各种配套政策,如社会福利保障、粮食配给等制度。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后,通过确定了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正式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目标,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并全面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整个户籍管理改革累积经验,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城市规模战略的确定,必然牵动户籍制度的变革,整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呈现出有步骤的逐渐性,从小城镇开始,到近年来大中城市对于户口管制的松动,均表现出配合城市化战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