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议罪废土政策的确立与国家一统——以田舜年案审议为例

湖广总督石文晟三参容美前任土司田舜年不法,关涉田昞如与向长庚二土司,经二次会审议定罪成,田案终以削职、降级审结,是为议罪废土政策初议。湖广督抚提镇明确反对因田案而起所提的分袭为流之议,主张以严定土司治罪条例、议拟土司罪成以实现主动废土,并获谕准,是为议罪废土政策的确立,湖广诸司废土为流即为该政策实施的结果。较之明时因罪而致废土的被动,清时议罪废土政策则更为主动,既能加速改流,更能促进国家一统政治追求的早日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前提的,为了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体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通过阶级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一种整体力量即人民。人民是社会革命的大军,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社会革命塑造的人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既支撑着国家,又支撑着国族。这就意味着人民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经验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有着根本差别,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自然由于经验基础的不同而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相异。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性地融合了王朝国家传统和现代国家基本精神的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国家类型。以人民为中心创建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自觉。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是中国国家韧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并不来自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反而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度。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而给大一统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统称为荒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成功的备荒救灾不仅以大一统国家为前提,荒政也是中国国家韧性的塑造机制。荒政实践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强化了王朝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推进了国家官僚组织建设,规避了中央政府基层控制权的旁落,巩固了普通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荒政还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共识、制度遗产和基础设施。从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中形成的国家韧性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清初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的成功与挫折——以于成龙、蓝鼎元的乡村管理为例

在传统中国边疆社会,国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最终体现在县官对广大而分散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取得基层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清朝初年,知县于成龙、蓝鼎元分别管理陆、海疆乡村社会而政绩显赫,虽然成败各有其因,但充分展现出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的成功与挫折。相对于民治而言,两位知县的乡村管理不乏历史局限,同时对于当今新农村建设亦不乏启示。

大一统国家赓续何以可能--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分析中心

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然而,国家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政权建构的产物,是国家权力整合的结果。历代中央王朝都会围绕大一统历史与理想进行文本书写、话语建构与传播,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在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既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权。三种权力各自作用,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赓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是分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何以团结有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古代中国国家大一统历史观的传播

自古以来,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观念深入人心,华夏子孙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前赴后继。进入夏、商、西周奴隶制和战国封建制以来,中华民族深受农业文化及儒家思想影响,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一脉相承,根深蒂固,传播不止,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核心民族精神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

封建大一统国家形成的信息传播机制——以汉朝为例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历经2000多年,其间虽有分裂,但是统一时间远大于分裂时间,其原因值得深思。以汉朝为例,通过对所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畅通的传播体制是保证封建王朝维持统一的基础。信息传播体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象征性符号的塑造、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自上而下贯通的沟通渠道、举孝廉、派刺史、设驿站、收集民谣等信息传播方式。

清朝民族政策对国家“大一统”认同路径构建论析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强化期,清朝统治者为了有效建立和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在集中国历朝民族政策之大成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民族政策。清前中期,从政治、文化、社会、疆域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大一统”认同路径群;清后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统治者逐步调整其民族政策,通过加强边疆管理、移民开发和开展国民教育来努力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清朝民族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各民族间结成了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人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大运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中国是一个以治水闻名于世的国度。相继开凿的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工程的伟大奇迹。大运河开凿之后,极大地便利和加强了南北间的物资文化交流。大运河同样是保障和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与国家的治理能力息息相关。

汤因比《历史研究》之大一统思想——以中国为例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各个文明中的大一统国家进行了细致的探索,首先分析了汤因比的理论,然后在其理论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过的大一统现象进行对比,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推断出人类未来的发展。

公元1~7世纪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统治模式的起源、演进与对抗机制论析

罗马波斯体系是公元1~7世纪中东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而“地中海大一统国家”和“西亚大一统国家”是古代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主要统治形态和追求目标。由于两大帝国均十分重视环东地中海地区的经营和统治,双方围绕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爆发了持续近700年之久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均具有较明显的普世帝国特征,但二者在帝国统治模式、地方忠诚、族群认同和文化整合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帕提亚—萨珊帝国在长期的冲突交往中均意识到了对方与己方主体文明的异质性、族群认同的跨界性和帝国实力的均衡性,并在较长历史时期中保持了有限战争与外交手段交替使用的战略决策。而7世纪初罗马波斯关系的失控和全面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古典时代东西方普世帝国兼容统治机制的崩溃与转型。

学科大概念统领下的历史教学探析——以“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为例

基于学科大概念进行教学研究与实践是对历史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路径。文章以“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为例展开论述。该课教学以学科大概念为统领,以史料为基础创设问题情境,引领学生分析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下,户籍制度、基层组织、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整合知识,培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大一统国家”核心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运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其延伸路线之长,维持时间之久,工程之艰巨,为世界之最,在维护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

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秦汉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其作用重大,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研究。一、秦汉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经济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设计,大致奠定了整个秦汉时代的制度基础。为了维护和巩固秦汉王朝的统治,这套体系庞大的经济制度主要用以规范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经济权利与义务。

论龚自珍史地学的爱国思想

龚自珍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史地学实践所体现的国家一统、民族团结观念和以边安边、防御侵略思想是其爱国主义史学的精髓,对当前妥善处理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知县蓝鼎元入狱事件探微

清朝雍正年间,政绩卓著的知县蓝鼎元突然间被免职入狱,经过地方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蓝案历经四年最终平反。蓝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却是一种必然,蓝鼎元社会治理的艰辛岁月与罢官入狱的政治悲剧,反映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出了清初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的艰难与挫折。

地缘因素与周秦两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以周秦两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为例,阐述了地缘因素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西南地区地缘因素对大一统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明显影响出现于商周之际,但迟至战国中期西南地区的地缘意义主要集中于汉中区域,且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地域性的“华夏区”与“蛮夷区”的划分。战国中后期,巴蜀区域地缘意义凸显,秦定巴蜀后战略空间推移至巴蜀地区,巴蜀地区的华夏化为秦汉时期新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地缘因素与西南夷地区郡县化有直接的关联,大一统王朝国家建构则促进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性质的转变,“巴蜀—内蛮夷—外蛮夷”政区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得以构型。

16世纪以降内外趋势与清朝大一统国家再建

明清之际,明王朝、农民军、清王朝几股政治势力逐鹿中原。农民军历时18年,推翻了腐朽明朝统治,为清兵统一全国铺平道路。清朝又利用20年,击败了农民军残部及南明势力,统一全国。16世纪以降历史发展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多民族融合已经形成,为大一统国家再建奠定基础。二为西方殖民者东来,觊觎中国。客观上,要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可抵御外辱。清朝肩负起了这副历史重担,积极调整政策,增强国力,开启了“百年之治”,出现“康乾盛世”。18世纪时清朝已是亚洲一个强盛的大帝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秦汉时期历史重难点突破

秦汉时期,是指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的时期。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一、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及其折射出的经济、思想文化特点1.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1)实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体制。三公九卿分工严密,各司其职,但都要围绕着皇权这一中心来设置和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