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实践场景:国家与地方互动视角

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石,已有研究侧重于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本内容解读及地方性立法进展的梳理,缺乏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实践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体考察。文章基于国家与地方互动视角,从国家与地方的双向互动实践出发,探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实践的特色场景。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实践在历时性上具有从地方先行试点到国家普遍实施再到地方特色彰显的特征,在共时性上具有国家执法检查与地方共抓落实的特征。而在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实践中又遇到文化和旅游融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家文化安全、高质量发展等新情况,地方立法迅速总结经验并吸纳,这些又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修订提供了时空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实践场景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路向。

土司承袭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以明代永顺“三州”为例

土司的承袭问题、土司政权的稳定传递以及中央王朝对土司政权的有效控制,均是土司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承袭过程中,尽管制度上有着明确规定,但诸多土司并不会完全按照中央王朝的规章制度进行承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某土司当时所面临的具体事件所迫,另一方面也与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有关。

中国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目标、策略与影响力

行业政策参与已然成为中国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有研究中国行业政策参与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中国大企业或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关系"方式进行政策参与以实现利益诉求,少有文献关注代表民营中小企业利益的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基于浙江、江苏两个民营经济大省146份地方行业协会商会的问卷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单一化与消极性,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行业协会商会表现出较强的政策影响力与政策参与积极性、具有多样化的政策参与目标对象和政策参与路径、更多地采取正式渠道展开政策参与,进而呈现出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多元化与制度化特征。地方行业协会商会因政治资源有限、代表民营企业利益与竞争性环境等原因而呈现出不同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与地方的重要分野。

实践论视野下的宗族观——对杜靖中国宗族研究的解读与分析

继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后现代主义等中国宗族分析模式之后,人类学家杜靖通过几十年民族志调查工作以及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借鉴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思想,提出了中国宗族研究的新路径,即实践人类学的宗族观,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进展。

大型公共工程、国家与社会：清代重庆府城城垣维修

城垣维修作为动用大量公共资源的大型城市公共工程，处在国家与地方之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网络中。本文通过探讨清代重庆城垣维修的财政来源与社会运作，进而讨论该历史时期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与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使用的主要材料来自清代四川巴县档案。

国家所有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所有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沿着调整国家所有权的内部关系——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的路径展开。国家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家所有权制度改革的趋势应为变革"大一统"的国家所有权制度为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的国家所有权制度,最终形成"一级政权、一级财政、一级所有权"。

应重视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于建嵘撰文《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指出，国家治理包含着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因素，但内涵更丰富，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积极性。从治理主体来看，除了直接执掌政权的国家和管理者以外，还包括大量的非直接执政的政治组织和个人。从根本上讲，政府与社会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根本的一致性是要改变传统政府的权力结构、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并让社会形成合理的体制和有效的治理才能实现，要达到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和良性互动需要经过不同途径、不同阶段的曲折而漫长的探索和磨合的过程。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就要做到规范城乡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社会公益重塑人文精神；发展扶贫济困、志愿服务、养老、就业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发展；保护社会宗教组织，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规章，给予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更多的信仰自由。

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倡议是中国党和政府对"命运共同体"理论深化认识与实践的结合。"东盟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之一,从东盟认同视角来看,民众对东盟一体化持肯定态度,两种命运共同体建构相得益彰,前景广阔。"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依靠根植于双方人民深层意识的认同心理的培养、基于中国和东盟双边多边机制的文化交流、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驱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助力,是超越具体利益在互动中不断的建构。

民国时期特种营业税的征收及其影响

特种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中国移植西方现代营业税制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变异"形式。在民国时期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特种营业税与营业税长期交替或并存,并随财政体制的变动在国地之间几经变动,其间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围绕税源的激烈争夺。在特种营业税征收过程中,纳税人(商会、同业公会)与政府展开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征税行为。受此影响,特种营业税征收困难重重,其收入与政府预期相距甚远,而且加剧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间的矛盾。民国时期特种营业税的征收表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团体的互动是影响近代中国税收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造上海: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都市建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进行了对上海的“再造”过程。5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中国电影对于上海的建构经历了转变。如果说5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曾尝试规避对上海都市进行直接的视觉呈现,以此服务于工业城市的崛起。那么5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完成了另一次上海的再造。这次再造过程极大凸显了老上海的都市文化,将新上海建构为一个不断受到老上海扰乱的生产性城市。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与都市现代性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商榷,这些观点认为,新中国压抑了上海都市现代性,成为梦魇。但事实上,这种包含内在博弈的上海正是新中国成功的建构物,通过这种方式,彼时的现实矛盾得到有效疏解,也为80年代以后上海的再度崛起提供了意料之外的合法性。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隋王朝对岭南的治理

随着隋王朝对于岭南统治秩序的确立,国家政权在对岭南深化治理中政策出现了不断的变化,而与此同时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也由此产生了不断的博弈,由此岭南社会出现了治乱交替的局面,最终刘方选择了一条平衡各方诉求的"中间路线",使得岭南局势得以安稳。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构建高质量创新资源服务体系,助力打造南湖综合立体交通产业生态

中关村科创智慧军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智慧军工联盟”)作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目前已有全国200余家会员单位,涵盖六大军工行业和相关民口领域,通过“上折子、出本子、促单子”,在衔接国家与地方政策、推动军工成果转化、推进军地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逝去的繁荣:清水江北岸一个场市的社会生命史

清初,因地理、生境、经济、人口和政治等因素,剑河大广这个“草根”场市在清水江北岸高地逐渐形成并繁荣。伴随着区域的“王化”和国家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场偶然的火灾之后大广场市被废除。随后“场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着大广场市的生命。大广场市的社会生命史不仅呈现了当地人群关系与物之流动的历程,还展演了地方与国家权力的相互交织。

做好“双碳”宣传我们初心如磐

四季轮换,2022已接近尾声!回首2022,我们充实、我们收获!2022年,我们破立并举、稳扎稳打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用实际行动、实际成果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态度与决心,彰显了大国担当。2022年,国家与地方发布的“双碳”政策如雨后春笋;2022年,政府、企事业机构、行业、领域的“双碳”行动如火如荼;2022年,科技赋能使我国多项“双碳”成果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

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可从诸多角度加以解读,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困惑或许是要追问,一桩小事为何能够借助上访搅动得整个体制不得安宁。影片借此折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中一直存在的三个相互勾连的根本问题。首先是稳定的逻辑,其内在于天命观和追求绩效合法性的卡理斯玛权威之中,因此对于统治风险高度重视。其次,维持稳定借助的是乌纱帽的控制,即中央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选官机制。最终,二者背后贯穿的是大国治理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两难选择,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困境。上访的难题正源于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走出这一困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探索。

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研究

清末宣统年间的全国性试办预算,标志西式预算制彻底取代传统奏销制,是中国财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从1901年清廷兴学开始,分层级的新式教育经费体系逐渐形成。在清廷试办全国性的宣统三年(1911)预算后,各级教育经费的收支编制被整合进入国家与地方预算体系之中。在相对严整的会计科目与核算方式背后,囿于财政承担能力与部门权益沟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仍显左支右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抑或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教育经费会计科目设置与实际施政之间充满扞格。因此,预算的实施并未在实质上使教育经费收支达到平衡。而且教育经费预算的编制过程充满政治与专业的纠结。

技术转移人才要提升“水下冰山”能力水平

随着社会对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加之国家政策鼓励,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行业。国家与地方也加大了对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力度,技术转移从业人员数量得到了大幅度增加。然而,高层次、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仍然非常紧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