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间法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道德习俗、社会规范被逐渐制度化且相对稳定的一种通行做法。民间法仍然被很多农村群众所认可,农民更多的愿意在自身的生活空间中寻求一种秩序,因而国家的法律法令就很难真正地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国家需要一套协调机制来解决国家法律政策与民间法所存在的冲突与对峙,以对地方传统风俗的有益部分进行法律变通,以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

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晚清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重建

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晚清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重建强世功中华帝国在晚清的合法性危机及其面对这种危机所进行的合法性重建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主题。一般而言，现有的理论将其危机和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两种解释，一种为革命解释，即认为农民起义、辛亥革命等来自民...

国家法的双重应用与村庄纠纷调解——基于华北L村的考察

本研究立足于对华北L村纠纷调解的考察,将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法学研究,将村庄的纠纷调解看做是村庄秩序的打乱与重新恢复的过程,并分析该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文章通过分析表明由村庄的内生性权威所进行的纠纷调解,在调解进程的不同阶段对于国家法的应用存在差异,进而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意涵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问题。而此种纠纷调解方式的有效性建立在调解人对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灵活应用上。该经验表明村庄的纠纷调解表面上或呈现对国家法规避的特征,但是事实上诸多国家法已经深深嵌入村庄。

社会资源与社会控制浅论

改革前,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全面控制了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不断弱化,社会失控现象严重。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转换,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社会控制机制。

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对话——以解释“中国奇迹”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史是各个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只是观察视角和方法不同。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深入,必须打破学科界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在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逻辑方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以解释“中国奇迹”为例,国内外学者在诸如怎样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中国改革的决策模式、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等问题上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历史学者不能无视这些研究自说自话。改革开放史研究既要有国家叙事,也要有民间叙事,呈现体制变革引发各领域的社会变迁。理想的改革开放史写作,应该把“时间序列逻辑”与“结构/机制逻辑”相结合,既要看到历史的自主性,看到历史人物的作用,又要看到其背后的动因和约束。不过,历史学的写作不能落入概念游戏,舍弃其生动、鲜活的品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值逻辑及其现代意涵

为了回应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误读,林端在方法论上批判了韦伯的二元对立思考方式,列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五种多值逻辑,即以"例"补"律"、"情""理""法"同为法律规范、"官方审判"与"民间调解"并行、"官方审判"和"民间调解"与"神判"互补、"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同为法源。但这五者其实只是"情理法融通"和"国家法与民间法统一"这两种多值逻辑的反复论述。实际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一种更为基本的多值逻辑,即"礼法合流"。"礼法合流""情理法融通""国家法与民间法统一"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多种法源、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的法律多元主义,这三种多值逻辑所对应的分别是法律的道德基础、渊源、普遍性。无论是从西方法理学层面还是从现代中国法律实践层面看,三种多值逻辑现象都存在着颇具现代意涵的特征,这也是一种中国法律特殊现代性的体现。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眼见不一定为实:明清寡妇守节的官方塑造与民间运作

明清以贞烈闻名,官方书写的众多史料中亦记载了大量寡妇守节的事例,营造一片祥和的守节之风。然而官方塑造的表达性现实与民间的客观性现实存在偏差,民间运作自有一套应对之策。若单纯看官方史料容易一叶障目,将多种史料结合方能揭示明清寡妇生活的真相,守节并非寡妇的唯一选择或者多数选择。从寡妇守节上,亦能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与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