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真理的片段”:新时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反思

“国家与法的理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据统领性的、唯一的法理学图式,之后因被法学界批判为以阶级斗争为范式的法学理论而被彻底摒弃。然而,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的开启,在新时代背景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需要重新回溯与反思国家在法学理论中曾经以及当下所处的位置、功能与意义,尝试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建设提供一套完整、丰富的解释理论。对“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语境、体系框架、方法论原则等方面作全面分析与阐述,并在厘清与指明其缺陷的基础上揭示与把握“国家与法的理论”某些“真理的片段”,可以得出结论: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代法理学的一个创新因子。

俄罗斯国家与法理论的历史传统

从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罗斯在开启国家近代化进程的同时,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也在欧洲各国的影响下得以同步发展,初期不免亦步亦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法学家已逐渐摆脱欧洲法学的影响,法学理论渐趋繁荣,开始显示出某种独创性,并最终迎来俄罗斯法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可以说,1917年前的帝俄时代法学、苏维埃法学以及现代俄罗斯法学,其发展传承脉络清晰可辨。因此,俄罗斯的法律传统虽然不能如西欧各法制发达国家那般深厚,却也不像西方比较法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薄弱。

从历史学的视角辨析法家理论

法家理论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国家与法的政治法律理论。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作为法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家理论因此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而不是因为它不包含现代法治思想而倍受指责。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刘升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２０世纪行将过去。一个伟大的新世纪──２１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历史性变革。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所产...

俄罗斯当代法律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俄罗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基本研究方法的归类与定义。现代俄罗斯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哲学、政治学史和法律史的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上述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呈现其在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基本概念的演变。

坚持实践标准 进一步清除法学教条主义——新中国法学50年及其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教条主义倾向很敏感。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马克思曾同法国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恩格斯晚年曾同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过不懈的斗争。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教条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公...

俄罗斯“走向法学教育新构想”评析

从1991年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的理论刊物《国家与法》不断发表有关立法和法学教育改革的信息与文章。1992年,该杂志又开辟了“走向法学教育新构想”的专栏,集中刊登俄罗斯各高等法律院校的具体教学大纲以及围绕大纲而展开的法律教学改革的讨论文章。这场关于法律教学改革的讨论,不仅激起俄罗斯45所高等法律院系师生的浓厚兴趣,而且受到俄罗斯司法行政部门、科研机关及独联体其他国家法律院校的极大关注,影响广泛。其中尤以“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大纲”和“人权课程大纲”最引人注目。本文拟围绕上述两个大纲,就俄罗斯立法活动与教学改革的社会背景、课程改革的内容及特点作一简要评析。

新编《法理学》评介

1996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法理学》,是由国家考委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律师专业法理学课程的教材,这本教材与原来全国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自考教材相比,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做了重大改革,特别是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涉及的法学理论问题,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进行了科学的、较系统的阐述,使之不但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这里择其要点,评述如下:

新中国法理学70年:变化与成长

中国法理学70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苏联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1949—1977年),“法学基础理论”时期(1978—1993年)和不同知识—理论谱系的“法理学”成长时期(1992—2019年)。法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面对不同的理论难题,其进退兴衰具有制度依赖性。

习惯法与羌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不同于国家制定法的另一种文化现象和知识传统,是法学和法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尤显重要。在我国,从法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进行研究正方兴未艾,而对某一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则尚处于尝试阶段。我国西南地区的最大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之一,是众多少数民族济济一堂。我们生活工作于斯,又以法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为职志,瑰丽多姿而又略带神秘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而羌族习惯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则成了我们调研的首试对象。Ⅰ 历史上,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并未建立过国家,或虽曾经建立过割据的甚至独立的国家但为时短暂,并早已消失,因此,若固守国家与法的理论模式,以国家作为法的产生前提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排除在法律史乃至法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更遑论民族习惯法研究了。法律人类学对法则有不同的理解。《原始人的法》一书的作者E·霍贝尔说:“

谈谈学习政治经济学与法律专业的关系

学习法律专业的同学,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学习政治经济学与学好法律专业有什么关系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沈宗灵先生访谈录

1998年9月,沈宗灵教授从教50周年。作为新中国法理学和比较法学发展进程的见证人,先生对这两个专业的许多问题都有发言权。怀着对先生的尊敬和敬仰,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有幸得到他的许可,采访了先生。先生一生坎坷,治学严谨,成就斐然。1985—1992年,沈先生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研究会总干事;1987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至今,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会研究会总干事;1993年任人事部博士后工作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法学组成员;国家教委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国际比较法科学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