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民国北平卫生运动大会研究

民国时期,北平公共卫生事业缓慢向前发展。1934-1937年,在清洁运动的基础上,北平市政府共组织举行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政府及相关卫生行政机构通过与各类社会团体密切合作,开展卫生展览、舆论宣传、儿童健美比赛、清洁扫除、预防注射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卫生运动大会的举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识,改善了城市环境条件,促进了公共卫生的现代转型,而且透视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层次面相,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和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

读懂中国的“第三领域”——读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是黄宗智教授最新的著作,其所蕴含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中国的政经体系与文化传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西方式的从属或者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二元互动合一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类型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宗智教授以“探寻真实的中国”为己任,运用经验归纳、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摒弃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模式,提出了一种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远瞻性愿景的学术新范式。

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新时代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以武汉“三乡工程”为例

新时代乡村建设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应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避免国家权力过度下沉导致村民自治空间受到压缩,这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稳步实施的关键。本文以武汉“三乡工程”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并打破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壁垒,最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成功建设田园综合一体的新时代乡村。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社会安全治理视野下现代刑事法治体系构建——评《现代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安全》

刑法治理体系在社会安全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法治理体系建构是现代社会安全治理的保障,刑法治理体系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为其他社会治理措施的开展提供基础和保障。刑法治理体系亦是社会安全治理的依据,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可以作为社会安全治理的依据和标准。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历史单元设计整体化策略——以《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的教学为例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指导思想”中指出,义务教育课程要“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教材编写逐渐融入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基于此,笔者以统编版历史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第6、7、8课的教学为例,展开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设计整体化的实践探寻。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陈嘉明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如此（例如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论争的焦点），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着这一点。就我国的改革来说，目前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化、转型...

政治作用的限度 国家与社会的界限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以及超大规模的社会架构,使得中国社会必须把政治置于更加突出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整个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与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执政党和政府需要更加重视政治问题。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不是万能的,其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正确把握政治作用的限度,需要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农村基层是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共同空间,也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空间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即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探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生建设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底层视角看国家的回归

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仅通过"社会"的发育来解读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有失偏颇的,由此我们主张国家视角的回归。民生建设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后果的一种回应,是对作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底层群体的一种补偿机制,由此文章提倡一种底层视角,通过底层视角我们不仅看到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而且看到国家对社会的浸透以及二者的结合交织。

典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基于领导联系点的分析

在当下的国家治理背景下,作为一种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的典型,有其独特的生产机制和作用机制。文章通过对领导联系点树典型的过程分析,发现当前的典型生产机制正从传统的双典型结构变成单向度的排列,而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从"以点带面"到"以点代面"的转化。这样一种转变的发生,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从整个国家治理来看,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则是,官僚制逻辑主导了社会建设中国家对社会的无意识排挤,导致国家治理的自我束缚。如何重新建立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应是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思路。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 90年代以来 ,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 ,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 ,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 ,形成新的问题意识 ,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

“国家—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流行于学界的政治分析范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被“隔离”使用的。基于近年来的村民自治实践及其产生的诸多问题,文章考察了“国家—社会关系”和“党政关系”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政治的某些特点。通过这一“案例”,论文试图说明中国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反思

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兴起的思想背景、涉入中国分析的思想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用户的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社团大量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社团的兴起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利于公民社会行为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青年"破茧而出"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激进青年、革命青年、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四大阶段的历史蜕变。如果说现实的社会结构是由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建构起来的,那么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之间,它的成长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这两者的此消彼长所赋予的。改革开放35年来,一方面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了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支配权力的丧失,并因此造成了代际关系的空前紧张;另一方面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也为代际间的对话和共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