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新时代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以武汉“三乡工程”为例

新时代乡村建设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应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避免国家权力过度下沉导致村民自治空间受到压缩,这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稳步实施的关键。本文以武汉“三乡工程”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促进政府职能转型,并打破城乡资源双向流动的壁垒,最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成功建设田园综合一体的新时代乡村。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国家与社会互动生长：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规定性

政治稳定是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状态的判断,动态的意义上它标志着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静态的意义上,它表示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在有序互动基础上所达成的均衡状态。在这里,动态的政治稳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即政治稳定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静态的政治稳定具有相对性,即政治运行中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均衡需要不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构成了政治稳定实现的一般过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生长状态构成了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状况的基本规定。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社会资本: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因而有必要培育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国家—社会”互动中的校园“免费午餐”政策建构——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分析

为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印度与中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校园"免费午餐"政策,这一政策建构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不断互动的结果。但在"免费午餐"政策的建构中,印度的社会组织已与政府初步结成了制度化的公私伙伴关系,而在中国,两者的互动仍在非制度化的框架下权宜性地进行,但是两国的社会组织都与政府以理性合作而非对抗斗争的方式展开互动,由此形成了福利合力。原因在于:提供社会福利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而社会组织也意在通过互惠手段增进社会福祉,努力在两者间培育出以信任为表征的社会资本,增进社会团结。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限度和互动分析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市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市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市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新中国70年国家认同、社会性别与竞技体育互动关系的演变

文章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符号互动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依据,辅以半结构式访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女运动员、相关教练员和体育管理者进行了采访,从文化传统、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国家政策、运动队管理、家庭关系等中观因素及运动员训练、生活和比赛等微观因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国家、社会性别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复杂而多元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新社会"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男女平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代表新中国参赛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初步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男女都一样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从1979年到2000年,以小康社会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多元平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奥运争光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促进的良性关系,国家形象和社会性别通过竞技运动成绩而发生交互影响;新世纪以来,以民族复兴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合作竞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呈现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视角下的壮族民间文化保护

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对壮族民间文化保护具有适用性,它不仅符合当前壮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实际,而且对壮族民间文化保护中积累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当前,在壮族民间文化保护过程中,应避免民间文化实践主体的缺位,最大限度地听取和尊重民间社会的声音;国家应通过履行政策职能,在实现城乡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保护民间文化的制度机制;同时,应以激活社会传承民间文化的活力为基础,合理发挥市场作用。

共生与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平等与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共生和互动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两者共存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两者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生着互动关系。国家治理无法回避政治与经济的共生与互动,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是国家治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内容,否则就不能很好地面对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现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既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领域,妥善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贯穿在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就是要遵循两者共生与互动的历史规律,既不可能割裂两者的共生关系,试图单方面地实现共同富裕或政治平等,也要充分发挥政治的能动性反作用,通过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村民上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与重构——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视角

从博弈论的分析视角来看村民上访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其中有三个独立的博弈参与者:国家、乡村干部与上访村民。每个参与者都通过采取行动,努力使自己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上访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博弈生存,是一个无休止的合作性博弈与非合作性博弈交叉更替的过程,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新时期乡村社会利益、权威与乡村秩序的冲突与整合,从而促进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与重新建构。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在场与乡土社会重建中的互动——以玉树灾后社会建设为例

本文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玉树灾后重建场域中国家与乡土社会互动为主题,试图依循"国家在场"理论的研究思路,分析研究玉树灾后重建路径依赖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参与下的多元化表达维度。

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我满足、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治组织形式,是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利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社会主义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多元社会组织自主自发的扩展伸张,它们作为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在建构新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还普遍存在着行政化倾向,带有半官半民性质,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国家积极推进社会组织的自治化进程。

社会资本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政治建构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出了各自解释,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中提出命题。以广州市F街公共服务转型为经验文本,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命题。在"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式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团活动空间与公民参与网络得以构建,跨越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得以生发。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建构社会资本需同时导入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全能型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总体性社会"向利益分化和多元分散型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也从"一体化"向逐步分离且"良性互动"的关系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嵌入和中国社会自身的特质使然,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职能改革和国家对社会的培育与保护,使得"现代社会"逐步形成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公共领域下中国公民与政府的互动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是反映社会空间独立与主体自治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以国家权威为主导的统治力量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关系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受到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等共同作用,官民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公民缺乏与政府互动的一个对等性平台。在当前社会不断分化、利益表达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有效整合是官民良性互动形成的一条合理路径。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公共利益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片面强调和无限扩大社会国家化程度 ,超出了社会发展的实际空间 ,社会公共利益被等同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政党利益。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集中表现在国家对于社会的高度自主性上 ,政府本位利益高于、优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缺乏生成的空间 ,寻租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 ,利益主体越是多元化 ,利益分化越是拓展 ,社会越发展 ,人们就越是需要共同的游戏规则 ;人们的共同需要就越是丰富 ;人们越是需要形成共同利益的均衡点。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把握公共利益 ,必须确立公共行政的理念 ;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将公共利益寓于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