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

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以政治统一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形成了超大规模的"跨体系社会"。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共同政治文化,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社会主义的新型组织模式,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建构。从毛泽东时代即刻实现的新文明体系到改革开放以后范导未来新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文化,"社会主义"经历了含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是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

列奥·施特劳斯与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问题

施特劳斯批评自由主义国家由于其相对主义和"中立"承诺无法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在关键时刻甚至无法保卫自己。但是,恰当理解的自由主义主张正义一元论,自由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指在不同的善之间保持中立,而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中立,对正义的持守使自由主义国家在受到威胁时能够保卫自己。从国家构建的逻辑和历史实践看,自由主义国家既保护个人自由,又通过国家强制和公民教育保护国家自身。

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道德合理性与国家中立性——对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一书的反思

在《现代性的教训》一书中,拉莫尔认为自由主义国家要确立起一种对社会进行合理干预的道德底线,必须通过传统(道德)认同与理性反思相结合的方式。但是根据拉莫尔的这种思路,无论他所强调的传统(道德)认同指的是全体一致的认同、还是指的多数同意,都无法摆脱现实逻辑或理论逻辑的困扰。基于传统(道德)认同与理性反思相结合的方式,拉莫尔在书中确认了理性对话和平等尊重这两条底线道德。然而,从这两条底线道德出发,并不能确保拉莫尔所期许的国家中立性,因为,这两条原则既不能确保公民参与对话的必然性、也不能排除"微观权力"介入的可能。

善、国家中立性与政治义务

根据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政治共同体在向公民施加一种政治义务时也意味着向公民施加了一种善,而这明显地违背了国家中立性原则:即政治共同体不将任何一种善加诸于公民身上。所以,自由主义基于国家中立性原则否定了政治义务的正当性。当然,自由主义对政治义务的这种证伪逻辑还需要依靠一个前提预设,那就是政治义务是一种善。

国家必须中立么——论桑德尔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评

桑德尔就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康德式自我"展开了激烈的批判,部分地导致了罗尔斯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即将正义理论限制于政治范围。即便如此,桑德尔仍继续追击,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预设政治正当优先于善,仍存在致命的局限。两人的论战围绕着国家的中立性展开。但无论如何,两人都没有否认以"国家中立性"为中轴的既有宪政根本制度,实质上这种分歧相当有限,只能是在诸如政策等层面成立。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国家必然中立吗?——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说起

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学说成为现代人理解国家存在意义的主要方式。施米特激烈批判这一点,并将之追溯到霍布斯思想中蕴含的利维坦死亡因素——内外之分。然而,施米特过度地解读了霍布斯。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目的是带领人们走出混乱无序的战争状态,重塑有安全保障的个人自由。社会多元力量威胁着利维坦的生存,国家必须有明确裁断和强制力量才可能实现其存在的目的。唯一的区别是,霍布斯的国家不需要带有价值追求的色彩,看起来处于一种中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处于彻底中立的状态、不需要对价值作出裁断。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国家观之争及其启示

在国家观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主要围绕国家中立、公民政治参与和“弱国家”与“强国家”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其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关系的歧见。实质上二者是互补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决非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通过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维持平衡,从而构建正义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群主义国家观浅析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两大主流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婚检制度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以婚姻自主为核心的讨论

自愿婚检制度自实施以来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对婚检是否应当强制的学术争论,但当前争论仅停留在制度表面,缺乏深入的理论反思。我国婚检制度从“形式”与“实质”双重强制的强制婚检制度转变为“无强制”的自愿婚检制度,这体现国家从“硬家长式”立场转变为尊重和保障公民婚姻自由的“自由式”立场。“自由式”立场将婚姻自主视为一种主权权利,这成了自愿婚检制度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并面临理论批判。这些批判促使婚姻自主从一种主权权利转变为一种品格理想。基于这种转变,婚检制度应立基于一种保障和促进公民婚姻自主的“软家长式”立场,并重构为采纳“形式强制”但拒绝“实质强制”的“弱强制”婚检制度。

社群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思想已经在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社群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自我观"、国家的作用、权利观念等方面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中立国家观、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等观点进行了批判。社群主义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乃至中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论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

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中显现出的弊端越来越多,社群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自我观"、国家的作用、权利观念等方面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中立国家观、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人的独特性及其法律保障

人的独特性为证立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和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在现代法律制度中,以人的能力、思维方式和个性为代表的独特性要素已经在法律制度中得以展现。但是,法的形式理性、国家职能的异化和社会权威都对人的独特性的法律保障提出了挑战。为了保障人的独特存在,学者们纷纷提出国家中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建构、有限度的法律个别化等学说,其中共同的旨趣在于对国家和社会干预个人独特性的范围、方式等进行严格的约束。对于目前尚无法解决的冲突,应当贯彻人的独特性初显优位原则、搁置争议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和'人是目的'原则。

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及其回应理路

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残障女性以组织形式跨入国际政治舞台的第一次尝试。此后,《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六条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3号一般性意见的发布,代表着残障女性在国际人权法上正式出场。在性别和残障的双重作用下,残障女性生命周期中多种与性别质素直接相关的权利都面临着严重困境。身心障碍和女性经历导致的脆弱性、文化帝国主义支撑的残障和性别歧视、公私二元理论结构对残障女性的放逐、法律制度的推波助澜以及司法者的“共谋”,共同导致了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要克服困境,需要引导歧视性文化的变革,弱化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展开针对性的数据统计,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并增强司法救济的作用发挥。

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称谓的由来

不结盟运动在筹创时期只是不定期召开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没有正式的名称。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称谓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国家会议”到“不结盟国家会议”再到“不结盟运动”的演变过程。它形成于我国的外事交往、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并与之发展息息相关。1978年2月,我国领导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不结盟运动”这一名称,其后,“不结盟运动”名称才被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广泛使用。我国对不结盟运动称谓的演变,形式上是名称的改变,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对不结盟运动认识的变化。

瑞士中立:从引导年轻人入手

瑞士政府和青年组织与时俱进,及时发现年轻人当中萌发的对国家中立立场的片面认识,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预以引导、熏陶、化解,以保证中立之国策千秋万代永远传承下去。何谓'中立国'?是指一个国家出于完全置身于其他国家间所进行的战争之外,对交战双方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取得的法律地位。永久中立制度起源于19世纪初,世界上首个永久中立国是瑞士。1516?1521年,瑞士与法国达成条约,保证不向法国开战,这是瑞士执行全面中立的开始。1815年,维也纳会议签订《巴黎条约》,与会各国一致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均幸免于难,其永久中立国地位得到巩固。冷战期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思想已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论也从欧美开始向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已在实践中逐渐发挥作用。我国学者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这一思潮的。社群主义提倡社群优先于个人、公共利益优先于正义，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相对正义观、中立国家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前，社群主义研究已取得突出成果，但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论中国的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基于德国相关法律原则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在化解劳资冲突、规范和调整劳动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对于如何处理集体协商争议规定较为概括,主要设计了两条路径进行处理,即双方协商和政府协调。这一处理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未有效的构建争议处理中当事人自主约定和国家强制干预的关系,未规定政府协调和仲裁、诉讼的关系,未明确集体协商争议和集体争议行为的关系。德国在处理集体谈判争议时强调集体合同自治原则、国家中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这些原则对完善我国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自由及其权利出发来考量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性质 ,规范“国家道德中立”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个人自由为政治伦理的思维原点 ,导致自由主义理论上的悖论和道德上的虚无化 ,造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并遭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多维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