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林肯,作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之一,历来是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与讨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林肯是一位废奴主义者,这突出表现在南北战争中他颁布的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中,广大黑人奴隶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且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林肯颁布与实施这些法令措施的背景与目的,就会发现他做出这些决定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因此,林肯应该是一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项措施。

隐匿的国家主义者:太宰治的战争“缺位”与天皇崇拜

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战争"缺位"现象,为其文学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但是,作品《海鸥》揭示了太宰治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态度。太宰治的战争"缺位"只是一种表层的形式,这种表层形式掩盖了他作为一名国家主义者支持战争的深层心理,也造成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错误或者模糊阐释。而通过对《惜别》等作品的分析可以深入挖掘出太宰治的思想底层所流淌的"国家神道"的宗教意识形态,是这种思想底层的宗教共同体意识将太宰治推向了国家主义者的道路。

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新探

既有相关研究成果虽然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重大贡献,但主要是从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最终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角度予以分析和评价,重结论而轻过程,重原则性而轻策略性,尚未深入分析和总结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实际上,毛泽东对国家主义派的最终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总体而言,毛泽东以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身份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中心线索、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导和引领了国共两党联合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斗争,为维护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分析阐述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对于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研究,总结借鉴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好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具有重要意义。

新国家主义视角下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比较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例

由于可观的市场潜力,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产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的研究无法解释各国产业政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否具有技术先进性”和“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两个维度可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进行较为妥当的分类。这一分类方式可结合产业相对成熟度的概念和新国家主义理论对特定产业政策选择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案例比较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战略选择上的差异源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根植于各国内部迥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较高的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使得新加坡得以做出探索技术前沿的选择;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使得马来西亚在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的约束下,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政策支持。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限制了菲律宾的选择,无法超越现有的比较优势,难以为数字经济提供强大的产业政策支持。

恽代英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以何种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家主义派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所谓全民革命,反对共产主义与国际合作,提出一系列“建国方针”,得到一批拥趸,混淆了部分青年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恽代英揭露了国家主义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批判其反苏俄、反共之行为,主张联合国际革命势力,帮助青年澄清错误思想,投身国民革命运动。

从普法运动到法治教育:普法中的国家主义立场检视与更新

普法是实现社会法治化治理的重要环节,国家是普法的缺省主语。以历次普法为材料,开示普法过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分析国家主义对普法的目的、内容和开展模式的塑造及其作用与后果,有利于廓清我国普法的性质与发展方向。运动式普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构法制权威,从依法治国中获取合法性。普法运动使公民法律意识呈现从“赋魅”到“知情祛魅”的变化过程。历次普法规划在内容上体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工具主义地运用普法回应社会治理需要,使普法运动呈现政策性。普法运行策略呈现“一勺烩”的行政主导模式,导致普法实践呈现“拼凑应对”的特征。普法的应然状态是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核心的常态化活动,应当实现普法中国家角色的更新,完成普法运动向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视域和路径转换。

“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文物返还问题探析

文物作为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体,极易通过多种途径流失。在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上一向存有“文化国际主义”与“文化国家主义”两种对立理论,本文从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介出发,认为文化国家主义才是国际社会应有的正确理论态度。同时通过对两种理论在现有国际公约中的各自体现的讨论,最终揭示出国家主义所处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摆脱这一困境的建议。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

建立环保部区域督查中心是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更好地解决跨域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监察执行力,在跨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当前的区域督查中心面临转型,需要在运行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能边界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区域督查中心的运行一般遵循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两种逻辑,这两种逻辑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需要结合其实际问题解释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中国竞技体育

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中,日益尖锐的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问题给我们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思考。通过梳理、辨析中国竞技体育国家主义的体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历史趋势,提出了竞技体育全球主义呈现的历史必然性和竞技体育国家主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最后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未来走向做出分析,即放眼全球突破主权国家的视野,使中国竞技体育的服务对象转向全人类。

全球化、区域化与国家主义

虽然人们对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主义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之定义还不尽一致，但从表面上看来，这三者似乎是互相矛盾、互相制约、此长彼消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主义不仅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这三者还常常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衬托，共同演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交响曲。

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

国家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发为一种巨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大力鼓捣和呼号。本文意欲切入文本,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对梁启超政治小说中的国家主义诉求予以剖析和释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国家主义思想对当时后世创作的影响。

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正名——以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为例

国家主义法制观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政治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也证明了这种以民族国家和政治意识为基础的法制观念的正当性,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这种法制观有助于克服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内在局限。

论“后国家主义”时代的社会治理

国家主义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成长起来的,整个近代社会在社会治理体系的设计和行为选择上,都是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国家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家主义的观念却不断地受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市民社会的复兴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将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这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治理结构,从而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

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日本近代普及义务教育的影响

森有礼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为国家富强而办教育、贯彻忠君爱国思想、由国家来办教育三个方面。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日本近代普及义务教育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制定、师资培养及课程改革等方面。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帮助近代日本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有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义务教育的普及。

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理念的特征、作用及影响

文章旨在揭示日本明治时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社会起主导、支配地位的核心道德教育理念———国家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思想根源,探讨日本国家主义道德教育理念的基本特质,揭示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对日本近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与深刻影响,从而进一步理解日本二战以来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时至今日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思想根源。

国家主义倾向: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的新法体系是一套国家理性全面控制社会运行的设计蓝图,它将儒家学说中人为干预的理论倾向发挥到极致,与社会分化,政企分开的现代社会模式背道而驰,从而造成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国家主义的两重维度

国家主义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价值论国家主义,二是方法论国家主义。在价值论国家主义的主张者看来,集体主义、权力至上、国家理性构成了国家主义的核心特征,"国家法制主义"则是价值论国家主义在现实中的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国家主义的主张者看来,应通过国家自主性、治理术、能动型国家视角和实践性国家观等研究思路,对转型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具体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进行经验研究。由于价值论国家主义是一种强国家主义,有必要在肯定"国家法制主义"之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引入价值论个人主义,实现后者对于前者的有效节制。相比之下,方法论国家主义属于一种弱国家主义,具有较大的理论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可以为人们有效认识转型中国的法治实践和相关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支持。

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冷战后 ,“新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的迅猛抬头 ,导致了日本政治的极度右倾化。小泉纯一郎上台后 ,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 ,是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但是由于日本民族的独特性 ,使得日本在通往“国家主义”这一政治进程中 ,具有许多隐秘而独到之处。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 ,就是以一种十分隐秘的方式 ,即通过对日本最强的传统政治力量———以神道教为话语背景的“天皇制”———的利用 ,以唤起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笔者尝试着从“认同”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

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回顾与讨论

影响20世纪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直接来源于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时所产生并依赖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是欧洲近代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欧洲各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支配性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与人文主义等几方面。在21世纪,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对于中国大陆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依然有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应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融合世界主义的理念、关怀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