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资源问题及美国政策分析

首先提出了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这一问题领域,将大陆架、南极、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北极等区域及其资源问题进行统一论述,然后从总体上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领域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外面临国际竞争者和国际思潮的压力,对内致力于满足国内的利益诉求,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类政策制订的关键。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起因于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度性缺失,另一方面起因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为制定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制度,国际社会面临建立在以公海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公海制度和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协调和平衡挑战。为消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事项性规范和船旗国管辖的弊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实施综合性管理、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强化国际机构职权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海洋治理合适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思想和管理模式能否被新制定的执行协定所采纳,不仅直接关联海洋法规范性功能的实现和发展方向,而且涉及国家在公海自由使用的权利带来的限制和影响。据此,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执行协定的审议有利于丰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内涵。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机制探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遗传资源,但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管理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多个论坛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解决进路。其中,扩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使其能对海洋遗传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具有诸多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左,实施难度较大;采用区域性管理机制能使特定区域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却容易导致情势的碎片化;实施短效管理机制虽能防止形势恶化,可并不具有拘束力;制定一部《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化建构

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获取和利用潜在价值巨大的海洋遗传资源提供了可能,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理框架的缺失又带来了诸多制度障碍。构建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是实现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当前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谈判进程中,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秉持不同的谈判立场,化解相关谈判过程中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呼唤有效的制度安排。以鼓励海洋科研创新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为基础,进而构建弱限制性获取制度和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制度是符合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目的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变革,中国应当研判海洋遗传资源的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并引导会议进程,推广中国理念。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选择与中国方案

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需要处理海洋遗传资源问题,包括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然而现有国际法规定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不具备直接适用的条件。梳理国际法现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总结得出获取和惠益分享可以以“成本”为标准,被划分为严格和宽松两种类型,将不同类型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加以组合得出不同的模型,评估不同模型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应用的利弊,阐明宽松获取和严格惠益分享的组合模型,既能促进技术创新,又能实现惠益公平,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蓝本。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空间规划

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向海洋发展延伸到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ABNJ),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之间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为了解决冲突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在ABNJ实行海洋空间规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但目前ABNJ海洋空间规划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主体限制、方法数据支撑不足等现实问题,为其具体实施带来了困难。梳理了海洋空间规划理念的来源及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了海洋保护区、生物和生态学重要意义的海洋区域、参照区、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等相关国家管辖范围内外区域海洋空间规划实践的形式,探讨了未来ABNJ海洋空间规划可能的管理模式(全球模式、区域模式、混合模式)和分类体系(资源开发区、资源利用区、资源保护区),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完善法律基础、建立协调和监管机制、构建综合评价系统等工作方向,以期促进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BBNJ国际文书草案规定了四项环境影响的核心要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等国际条约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不足。解决国际议程中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主体范围、执行措施及监督机制等问题的纷争,需要加强国家的主导,在国际社会加快谈判进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区分,健全实施国家责任制度;同时,建立全球化监督机构,以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有效实施。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法律规制与中国应对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法律制度的构建正处在关键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海洋保护区的审议与决策等核心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明显的意见分歧。为有效应对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法律规制的发展,维护和拓展海洋权益,中国应坚持资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属性,积极参加法律制度的构建进程,同时加大对资源的研发力度。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划定问题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的划定不仅涉及人类共同遗产的合理保护,也与相应资源的权利归属相关联。目前国际上在划定专属经济区和相邻国家或相对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界限方面,尚未形成被国际普遍接受的方案。根据近年来海洋划界争端案件的处理经验,在进一步处理国家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问题时各国应积极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在进行大陆架划界时遵循公平原则、自然延伸原则和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并在划分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时合理采用单一的海洋边界,各国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在科学与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与此同时,在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与保护机制的背景下,对海洋遗传资源不受限制的获取与利用,不仅会造成海洋生态破坏的环境问题,也会引发利益分享的现实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已致力于解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2月1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制定了一个海洋法框架内的实施协议,尽管如此,仍未形成专门管理这些资源的法律框架。因此,本文探讨了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的国际法相关规则。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的海洋保护区为例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建立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已被多个全球性及区域性法律制度所接受。但这些制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统一整体，因此不清楚由部分国家建立的这类保护区是否对第三方具备约束力。南极周边海域属于公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这片海域建立了2个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海洋保护区。鉴于委员会订立的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这2个保护区的参与国广泛，本文将选取这2个保护区为研究案例，探讨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从条约法的角度看，依据《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妙》”）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具有参与或遵守委员会安排的义务。这一规定表明委员会建立的保护区可以间接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国，而且该协定也仅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下述2个问题，一是委员会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鱼类种群协定》调整范围外的其他鱼类种群？二是该等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属于该协定缔约方的第三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习惯国际法入手，特别是考察与委员会保护区相关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因素，分析这些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构成了可以约束第三方的习惯法。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瓶颈及展望

海洋遗传资源是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管理面临诸多瓶颈,如管理范围未明确、管理主体未确定、法律地位未界定、获取问题和惠益分享问题未解决等。本文梳理分析ABNJ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管理的现状及特点,通过借鉴其管理经验,建议在开展ABNJ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时应当明确管理范围,减少与现有管理框架之间的重复与冲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一个全球性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将海洋遗传资源确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在管理中应用预防性措施,并明确管理规制对非缔约方的强制性;根据不同的惠益分享类型开展管理等。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国际海底区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金属矿物为主,其中富含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金属镍、钴、锰、铜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区域”项下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学界通常称之为“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ISA)是负责监管、控制和管理“区域”内矿物资源的国际组织。

BBNJ协定海洋遗传资源货币惠益分享制度:建构逻辑、不足与完善

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是BBNJ协定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但各方无法在政府间谈判中达成一致意见,遂以发达国家强制性年度缴款延后具体规则的构建。BBNJ协定既未从规则层面回应发达国家对于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构建必要性的质疑,亦未为公正分享资源所衍生经济利益提供制度解决方案。为消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平衡MGRs货币惠益分享与激励科研创新的关系,宜要求开发者在商业利用阶段履行货币惠益分享义务,将1%左右MGRs研发商品销售净利润作为货币惠益的具体类型。同时,国际社会应当通过鼓励自愿捐款、建立MGRs强制性来源披露制度、明确MGRs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属性解决制约货币惠益分享具体规则成立与实施的因素。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BBNJ国际协定及中国应对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后续生效过程中有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丰富的内在含义,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BBNJ国际协定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促进我国海洋法治与BBNJ国际协定的接轨。

基于海洋保护区的北极地区BBNJ治理机制探析

围绕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谈判是当前国际海洋治理的热点。适用海洋保护区制度有望成为养护脆弱与独特的北极地区BBNJ的重要工具。海洋保护区的推进需要将当前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ABNJ)所面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对北极ABNJ海洋保护区进行区域治理具有局限性,适宜采用全球模式。同时,为适应北极特殊的环境,在共性规则之外还需要个性化规定。在北极BBNJ的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当强化对BBNJ全球谈判的引领,积极发挥在区域性与行业性组织中的作用,加强能力建设,以维护中国在ABNJ以及北极的海洋权益。

ABNJ海洋遗传资源复合型惠益分享机制研究--基于知识产权制度和区块链技术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政府间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ABNJ)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受到了各国广泛关注。当前,国际社会谈判的焦点与分歧集中在惠益分享中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而区块链技术作为下一代云计算的雏形,其颠覆性的技术特点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海洋遗传资源中知识产权适用的难题,亦可为惠益分享的机制构建提供技术保障。因此,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以区块链技术为保障的复合型惠益分享机制成为最优选择。“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参与海洋国际治理提供了清晰的定位,也为中国深入参与BBNJ协定谈判、发挥在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构建中的功能提供理论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具备理论根基;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BBNJ国际协定”具备制度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凝聚国际共识,从而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BBNJ国际协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BBNJ问题的可行性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已进入最后的政府间谈判阶段,但其管理主体问题尚未解决。本论文认为,在确定管理主体的各个可能模式中,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职权扩张模式是目前可行性较高的选择。ISA具有管理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促进和鼓励海洋科学研究的经验,对管理BBNJ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ISA自身具有默示权力扩张的法律基础,且新BBNJ协定也可以授权ISA新职权,因此ISA职权扩张具有法律基础。由ISA管理BBNJ问题,有助于防止“区域”管理机构的职能重叠;在划区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方面,ISA具有实践经验,有助于BBNJ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ISA拥有机制优势,同样有助于BBNJ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