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

人才开发环境与国家创新产出:来自GTCI数据的实证检验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首先,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炼出人才开发环境的3个维度:教育培养环境、对外开放环境和健康宜居环境,构建人才开发环境对国家创新产出影响的理论框架,探究人才资本积累在人才开发环境与国家创新产出间的中介作用。其次,对2017—2021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GTCI)中36个高人才竞争力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培养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对国家创新产出均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外开放环境对国家创新产出影响的正向总效应最大;教育培养环境和对外开放环境可以通过人才资本积累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国家创新产出,其中教育培养环境通过人才资本积累影响国家创新产出的中介效用最大;健康宜居环境对人才资本积累和国家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最后,为国家如何进一步营造高效的人才开发环境提供实践启示。

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拓展与应用

随着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建设的逐渐成熟,利用该数据进行价值层面的贸易增加值分解研究也取得了同步推进。本文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比较了几类典型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在此基础上对Koopman等(2012)提出的方法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拓展,并利用该拓展方法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中国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对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结果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带来的出口贸易需求一直呈现上升态势;从出口产品的供给角度而言,资本投入成为供给增加的决定力量而且越来越重要,高技术劳动投入比重上升,同时低技术劳动投入比重有所下降。

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核算——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的核算及其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文章也对实证分析中所涉及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构建与完善,以及目前围绕中国增值贸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这对中国进一步参与增加值贸易相关研究,促进中国参与全球产业融合和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水足迹结构演变研究——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

本文基于国家间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测度1995-2009年中国33个部门直接、间接用水份额,确定了用水系数较高的部门,核算并分析分部门水足迹以及水足迹流进、流出、净水足迹及结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内各行业用水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中国各部门大部分用水均以间接用水为主。中国水足迹总量15年间基本持平,但是水足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用水份额下降,第二、三产业份额上升。本文发现,水足迹流出占生产水足迹的很大份额,而消费水足迹则以国内生产国内消费为主。绝大多数行业均为水足迹净流出,且净流出持续增长,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了大量水资源,别国水资源得到了相应数量的节约。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一些建议。

中美数字产品贸易国民收入测度与贸易关系研究

文章在OECD-AMNE数据库基础上,构建了区分产品部门类型,包含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三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将国民收入指标嵌入其中,通过分解各国外资企业的增加值,测度了中国和美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并分析了中美数字产品贸易特征和贸易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主要来自各自境内的内资企业,且数字服务部门带来的国民收入远高于数字货物部门;中国与美国相比,数字产品内资企业的创新发展、对外投资、数字服务产品领域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和美国互为重要的数字产品贸易伙伴;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产品行业,推动数字产品贸易的升级和转型。

投入产出网络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复杂性研究

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大尺度、多维度、多层次的特性构成了其宏观层面的复杂性,通过对系统内部结构信息的挖掘可以反映整个系统的功能特征或运行机理。作为测度复杂系统结构的理论与方法,复杂网络理论可以通过测度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性指标,刻画研究对象内部的结构特征,进而揭示系统内在层次结构与外在经济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提取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拓扑结构,从物理经济学的角度对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与系统结构测度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层次性分析以及鲁棒性分析,从全球经济系统的宏观层面揭示了各国家或地区及其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根据反映全球经济系统结构性特征的全球产业影响力系数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体之间相互影响进行仿真模拟,从而对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建设性意见。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与国际比较

文章使用2021年版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表数据,采用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测度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循环指标,并利用分解出口价值的方法测算和比较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非常高,国际循环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市场基础和国际竞争力;新兴国家的国内循环程度逐渐提高,国内市场逐步崛起和壮大;落后国家国内循环程度逐渐下降且越来越依赖国际循环。(2)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更为完善;新兴国家和落后国家产业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突出,但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虽然资本主义全球价值链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问题,但是发达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下移,新兴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在上移。

中美属权贸易差额估算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区分内外资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与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对三国属权贸易模型中涉及的中美之间9种途径18种属权贸易流量进行了全部估算。估算方法采用属权贸易核算法与矩阵平衡法相结合的方式。估算结果显示:中美属权贸易总量明显高于属地贸易总量,中美属权贸易差额明显低于属地贸易差额,传统的属地贸易差额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美国通过在华附属机构部门以及第三国附属机构部门向中国本土所属部门销售和出口大量产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忽略中美之间通过第三国发生的属权贸易将严重高估中美属权贸易差额。属权贸易核算结果对全面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综述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及其发展、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核算理念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贸易增加值分解新框架下出口增加值的测算与影响分析

总值贸易统计对贸易失衡的夸大,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不平衡”贸易关系的恐慌,构建合理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十分必要。采用WIOD数据库的ICIO表,基于GDP核算思路,提出分解出口增加值的不同方法,避免了从出口中剥离重复计算部门可能存在的计算误差,更符合现实统计需求。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下降,但同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攀升缓慢。主要是由于传统部门依赖严重,服务业出口附加值高,但比重小,高技术制造业等部门未能有效实现高附加值突破。因此,在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道路上,应进一步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改善贸易便利条件,发挥高技术行业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培育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及国际比较——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全球价值链(GVC)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差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分解,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GVC中的参与度。结果显示:根据新的测算方法,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传统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传统的中美贸易顺差平均高估达2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GVC参与率在1995—2009年呈逐年上升之势,而美日等国则呈下降趋势。

基于引力模型的广度优先路径搜索算法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中的应用

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网络模型,从经济物理学视角对比了2000年和2019年世界各国产业部门与其上下游产业部门间的紧密程度,考察了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相对位置。研究表明:(1)全球价值链网络发展整体呈异质性,但后向或前向产业关联中具有竞争优势可促进产业部门在另一侧的竞争优势提升;(2)2000~2019年,各国产业部门的后向和前向紧密度总体呈增长态势,但中国和美国在连接全球价值链中上游供给侧和下游需求侧的作用最为显著;(3)低技术含量、中高技术含量与公共和福利服务产业相对更加贴近上游供给侧,而基础类产业和商业服务类产业相对更加贴近下游需求侧。

经济体相对竞争优势和劣势的测度与仿真——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网络

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大尺度、多维度、多层次的特性构成了其宏观层面的复杂性,通过对系统内部结构信息的挖掘可以反映整个系统的功能特征或运行机理。作为测度复杂系统结构的理论与方法,复杂网络理论可以通过测度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性指标,进而刻画研究对象内部的结构特征,揭示系统内在层次结构与外在经济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2012年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表,运用耦合方法提取它们之间对于生产资源的竞争关系,引入三种网络特征指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揭示产业部门的竞争状态。

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

研究目标:测度分析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方法: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ICIO)为基础,利用提出的测算框架从价值增值能力、价值整合能力、产业影响力对中国产业竞争力进行测算评价。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价值增值能力上表现不佳,暴露出中国对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控制不足;在价值整合能力上表现突出,凸显中国在新兴产业培育成长上优势明显;产业影响力快速提升和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生产依赖下降,为中国突破现有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产业升级瓶颈,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了条件。研究创新:突破国家价值链研究的国内框架,深化国家价值链数量研究。研究价值:为认识中国产业竞争力和明晰产业升级路径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本文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利用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的宏观估算方法研究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演进过程,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产品类别的分解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上升,尽管中国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下降,但是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占比仍在逐年提高;2.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逐年增加,中国的生产活动正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3.尽管总量水平不高,但中国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发展迅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制造业也体现在服务业领域。

中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测度及其特征研究

中日两国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共性特征,又有显著差别。样本期内的共性可总结为3点:中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均有所下降,产业结构、服务化类型结构明显相似,同时国内服务化水平显著高于进口服务化水平。差异性也体现为3个方面:第一,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日本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均要显著高于中国,但两国服务化水平差距正逐步缩小;第二,日本服务化水平领先的行业相对较为稳定,进口服务化相对国内服务化的程度也要略高于中国;第三,中国服务化发展虽然在总体上落后于日本,但在部分类型的服务化领域,少数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已实现超越。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效益及环境效应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测算对比了各主要经济体从中、美两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中获取的实际经济利益和为此承担的隐含碳排放。测算结果表明,在过去十余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渐将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原材料生产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将高附加值、低污染的高端元器件生产留在本国内部,在从电子信息产业全球贸易中获得绝大部分经济利益的同时,将大量污染留给了中国。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虽然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产值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我国只是较多的参与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而已,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并不高,仍需加大研发投入,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国际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分析

数字技术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能,制造业数字化是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对全球50个经济体出台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ICIO)和网络就绪指数(NRI)构建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研究表明:各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会显著阻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发达国家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细分领域内,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连通性、跨境支付均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阻碍作用,知识产权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阻碍作用不显著;按制造业行业研发密度分样本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密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阻碍作用越大,阻碍程度按高研发密度、中高研发密度、中研发密度、中低研发密度依次递减;按制造业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类分析发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均受到显著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