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动全球治理:国家间信任关系的缺失与构建

以2013年“棱镜门”事件为开端,数据信任危机不断发酵,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碎片化、缺乏互操作性以及数据本地化等问题无法消解。而依赖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数据合作、开放与共享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国际社会亟需建立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可信任地跨境流动。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应以国家外交行为和价值观之感性维度为基础,由利益权衡和制度约束之理性维度的交互作用来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信任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信任关系,终将由国家在理性地权衡利弊之下作出选择,即解决数据跨境流动信任关系缺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而非利益。中国应立足各国数据跨境流动需求,以利益为纽带,为合作对象国提供互利的制度框架提案来与他国建立信任关系。

竞逐安全:后冲突社会安全供给与公众信任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需要依靠其强制力量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然而,在经历内战的后冲突社会中,国家安全部门受到严重冲击,战争中兴起的非政府武装可能持续产生影响,国家被迫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竞争向公众提供安全,重建国家安全部门合法性的努力因此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本文利用13个国家在2000—2019年的17场内战后展开的23项社会调查、共35035个个体样本数据,基于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探讨了后冲突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公共安全替代供给者对公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政府武装、亲政府武装、传统社会组织等安全服务替代供给者都显著削弱了公众对警察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作用在个体安全感较低的公众中更强,而传统社会组织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在其组织成员当中更明显。在后冲突社会中考察各政治行为体对安全供给的竞逐以及公众对国家信任的重建,对于理解内战后安全秩序动态、发展国际安全援助与合作的在地化实践、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兴起、发展与评价

上世纪70—90年代欧洲建立信任措施的成功实践,使建立国家间信任措施的"欧洲模式"声名远播,也促使国内外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对国家间信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今为止,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间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包括"欧洲模式"建立信任措施的经验介绍,对亚洲建立信任措施的探讨,国家间信任与国内政治、公众舆论之间联系等。然而,这些研究还存在研究范围还不宽、研究的问题还不多、局限于"欧洲模式"等弊端,因此,今后有必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入手,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适应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

试析国家间信任存在的可能性:一种跨学科的视角

目前学界对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间是否存在信任尚有很大的分歧。本文借鉴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关于信任产生与存在的条件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任的产生与存在是可能的。

哈萨克斯坦社会信任国家理事会评析

2019年是中亚地区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一年。2019年6月12日,哈萨克斯坦新总统托卡耶夫发表就职演说,决定成立全新的机构——社会信任国家理事会,目标是建立民众与当局对话平台,打造"倾听型"国家。理事会承担着国家重大事件咨询和协商职能,受总统直接领导。理事会是特殊时间节点和背景的产物,是托卡耶夫落实总统选举承诺、推进国家政治转型的关键突破口,更是维护国家秩序和稳定的现实选择。成立以来,理事会提出了比较能代表总统意见和精英阶层思想的新理念和新倡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新倾向,获得当局积极反馈,取得了初步成绩。从中长期发展来看,理事会将肩负起越来越大的职责,在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国家治理模式不断创新。

当代大学生国家认同及相关因素研究

大学生能否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对社会和个体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文章以43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国家认同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国家信任(4.43±0.69)、国家认同(4.69±0.55)水平较高,但人生意义感(3.83±0.51)得分相对较低;差异检验表明:女生的国家信任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人生意义感在国家信任和国家认同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文章提出了增强大学生人生意义感及进一步提高国家信任、国家认同水平的对策。

析中日之间的信任问题

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战略性困境”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70年的侵略,成为当前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之间利益的互补性以及共有利益的存在为两国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强化相互依存;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以及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中日之间信任机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处于一种"曲折式"的发展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50年的侵略,成为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双方可以通过"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深化相互依存;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信任研究——基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信任研究——基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

以“China”“Covid-19”和“coronavirus”为关键词、以Lexis Nexis数据库2020年度New York Times和USA Today两家美国媒体为数据来源,全文搜索经清理后的有效报道为分析样本,运用布鲁格国家间信任话语分析量表为分析框架。根据布鲁格信任量表,现将动机维度、行为维度分别操作化为“对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行性的积极期望”和“其他国家及其代表个体的特征”两个测量指标,内容实证分析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一年间,美国对中美两国间合作持消极态度,对中国整体表现不信任,两国信任赤字在扩大;报道呈现中国负面兼中立的形象;案例媒体对中国的信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一年里的四个时间段在信任程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现实路径

信任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变量,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把信任问题的研究从国内社会层面扩展到国际社会,开始探讨国家间的信任建构问题,信任由此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广义的信任概念出发,分析国家间信任的内涵、结构、条件和路径,构建国家间信任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框架评估当前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况,探讨东亚地区互信建构应遵循的现实路径。

国家间信任的生成：进程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

"信任"是影响社会行为体互动的重要变量,但现有国际关系领域的信任研究大多注重经验分析,一般的理论探讨也常常忽视国家间信任的"生成问题"。本文就现有研究的主要路径进行了梳理和评介,并尝试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建构一个国家间信任生成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沿袭了进程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主要观点为:"嵌入"在国际社会网络中的信任来源于国家间"关系",以关系为本位的网络形塑了信任,信任反过来强化或削弱关系网络;在信任建构的进程中,信任规范得以产生、扩散和内化,进而影响国家的属性和行为;但由于关系网络本身是动态性的,特别是相互关系中存在不对称依赖,这使得信任具有社会资本的分配资源功能。

中美音乐交流五十年:在“协奏”与“合奏”中建构国家间信任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音乐是世界各国人民沟通情感、增进互信的重要桥梁。本文以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的中美音乐交流为研究对象,以国家间信任建构为理论研究视角,概述两国音乐交流从恢复接触、深入合作到互学互鉴的50年历程,分析音乐交流辅助中美信任生成、发展和修复的过程与机制。尽管中美之间长期缺乏深层战略互信,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多元音乐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情感信任和文明互鉴,在建构中美国家间信任的过程中发挥难以替代的协调、稳定与补偿作用。面临中美关系变局和全球疫情的双重挑战,音乐交流的持续与发展有利于守住中美人文交流的下限,协力增加中美合作和互信的空间。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间信任建构探析——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

国家间信任是衡量国家之间合作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国家间信任关系将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看,中国与部分国家之间的信任仍较为脆弱,国家间互信机制仍有待完善,互信程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国家间关系仍处于了解型信任阶段。针对这一现状,从制度、民众、声誉三个方面入手建构国家间信任,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合作的顺利进行,促进跨国性问题的解决。

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国家公信服务体系防伪标准的研究与创新应用

"十一五"期间,国家防伪行业在已经成熟的传统防伪技术、信息防伪技术基础上取得了很大发展,防伪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依托国家防伪行业产业技术政策的要求和支持,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对社会信任服务体系的迫切需求,国家防伪行业管理部门还需要组织各方力量实现防伪技术升级,将防伪行业的职能从产品和技术层面提升至法律和经济学层面,采用集成创新模式,支撑社会信任体系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