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公益诉讼检察 更好维护公共利益

9月2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公益诉讼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

两项制度衔接的必要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征地拆迁范围内房地产权问题

依法妥善解决征地拆迁范围内的“房”和“地”的产权问题，是搞好征地拆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是当前工作中应当思考和处理好的重要课题。

论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现行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仍属于一种事后救济类型诉讼制度,难以达到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救济的目的,必须建立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补充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侵害行为尚未发生或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但尚未造成损害事实时,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达到预防危害发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范围、提出时机、诉讼程序、裁判形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及控制手段

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必然的,它随着税务行政权力的扩张而扩大。人们不应徒劳于消灭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应以更严格的法律原则、规则去规范其合理正当的行使。笔者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表现入手,分析了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及危害,从而找出解决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制手段。

对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思索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由于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其试点推动过程中引发了颇多争议。依据实践现状及相关理论分析,文章认为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公益诉讼具有现实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以期尽快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作用。

大数据视域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的基础。基层治理,是指在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形式。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公共利益。

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根据及其范围

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加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对民事公诉权产生根据的分析，主张赋予检察机关对特定范围民事案件的公诉权。

民主的宪政归宿

当今在政治领域谈论的民主。不是古希腊、罗马城邦的原始的、朴素的直接民主。而是近代民主革命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制度型民主。制度型民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求公民采取具体的“合法”形式参与政治生活，在不与国家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某种具体形式来实现公民个人利益。

对建立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标准及成效评估机制问题的初探

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是法定的诉前前置程序,其根本目的是督促、帮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一般都会主动履职整改问题,但如何判断行政机关履职是否到位、整改是否有效,即对检察建议内容的落实标准及成效如何评估,目前相关法律及办案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因缺乏具体标准和科学的评估机制。

依法能动履职 助推社会治理——青海省检察机关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2019年2月,《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正式实施,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确立为一种单独的检察建议类型。自《工作规定》实施以来,青海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工作部署,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坚持“双赢多赢共赢”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特别是以检察建议为抓手。

延安市人民政府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机制的通知(延政发[2020]1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职能作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联动机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陕政发[2019]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证成与规范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一把利刃,能够有效地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力,其本质上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

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

对民事调解书进行检察监督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也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新任务。对调解书的监督与对判决、裁定的监督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只有充分认知和把握两者的区别,对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才能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中的"调解书",解释上应包括调解笔录、司法确认裁定书,但不包括仲裁调解书。对调解书的监督,应当采用依职权监督的方式。授权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监督的规定属于法律中的一般性条款,检察机关正确实施监督的关键在于恰当界定调解书是否损害这两种利益。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采用目的性扩张的解释方法,调解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严重违背社会公德、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也应当视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案外人利益的虚假诉讼的调解书,也应成为监督的对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时,还应注意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在一些情况下难以精确地界定和区分。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展开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需要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入手,合理定位其督促与补充功能,厘清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在环境风险规制中的优劣,实现环境行政权和环境司法权的良性互动。我国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单轨制"特点,这使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功能出现错位,也导致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以"损害"之名进行风险规制的尴尬。为协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防范司法权的任意扩张,需要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和启动条件,按照"司法解释、单行法、综合法"的路径逐步确立。此外,还需要对诉前程序和预防措施等具体规则进行调整与完善。

法官拒证特权初论——从社会正义与司法独立价值衡平的视角

强制证人到庭作证，是我国诉讼法的一贯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致使强制出庭的立法意图受到减损。另一方面，但凡普遍规则之外不免有例外，在大陆及英美法系存在一整套基于特殊身份、特定职业及国家公共利益所产生的拒证特权，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亲亲相隐”的思想．并长期通过司法付诸于实施。

城市房屋拆迁与公民私有财产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而导致的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利的严重侵犯暴露了目前中国法治发展程度的落后以及人权保障机制的缺失。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不合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关系的被扭曲,而其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在中国长时期的异化。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改进应当包括限制规划权力的滥用,收窄强制拆迁的范围,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以及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等。制度改进措施要真正发挥实效还有赖于整个国家"法治"的演进,即保证行政权力和国家最高统治权受到系统制约以及独立司法体系的构建。在现实的各种因素综合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领域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公民人权争取事业的一个突破口。

我国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现状与问题

公益诉讼是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权实施的重要途径。目前有关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主要是依据《环境保护法》(2015年版)第2条和第29条的相关规定,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诉请追究未认真履行保护文物职责的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的法律责任。为此,应适时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增加“国有文物公益诉讼”条款,构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文物,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治——充满信心的社会

2004年4月15日--1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英国国际发展部、中英协会、英国宪法事务部共同举办的中英司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出席开幕式并作了题为“中国宪政的最近发展”的主题发言。来自法院，学院及律师事务所的英国专家和中国的宪法学者以及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近60人参加了研讨会。

检察公益在行动

近年来，社会矛盾凸显的热点多聚焦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信息安防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从被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的松花江污染案，到紫金山酮酸性溶液渗漏事件，从毒奶制品频发至个人信息被广泛外泄，一个个民生痛点折射国家公共利益正在遭受频繁侵害。在公益诉讼缺位的情况下，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往往无人起诉，违法者逍遥法外。由此，顺势而为，公益诉讼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