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源资产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动植物、微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与生态系统的总称,在保障人类生态安全、提供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与大规模资源开发,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地球正面临第六次生物灭绝危机。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途径。为有效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与自然景观,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自然资源资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家公园发展定位的国际经验,评估了我国生态系统、重要保护物种与自然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保护关键区域,在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中的功能定位,以期为国家公园管理建设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设立后自然保护地的分类处置与类型划定——以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公园设立后剩余自然保护地的分类处置、类型划定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ArcGIS空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功能,利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数据、国土三调资料、自然资源数据等,从自然保护地的主要保护对象、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与自然遗迹、面积适宜性、管理有效性等角度分析,构建自然保护地分类处置的评估方法体系,评估剩余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价值,明确其分类处置方式、保护地的类型划定.基于该方法,以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通过系统分析评估,确定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余区域的分类处置和类型划定.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采矿权退出补偿方式研究

在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妥善处理采矿权退出补偿方式是平衡生态保护与矿产资源开发的关键。研究深入剖析自然保护地内采矿权退出补偿方式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揭示了其存在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归因于三方面,一是补偿范围模糊笼统,直接损失范围不统一,间接损失常被忽略;二是补偿标准设定粗略,未体现分类管理原则,缺乏科学评估方法,且补偿结果的可接受性低,影响了补偿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公正性;三是补偿手段平面单一,资金补偿受限于财政压力与评估难题,而非资金补偿方式面临操作复杂和难以落地执行。鉴于此,有必要完善目前的补偿方式,具体而言:在补偿范围上,应公平合理地认定直接损失,基于权益限制的区别划分具体赔偿内容,且扣除公平负担,同时全面考虑间接损失。在补偿标准上,应根据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和功能分区制定三类补偿标准,并采用贴现现金流量法与可比销售法等科学方法来确定补偿金额,同时确保补偿的公正性。在补偿手段上,应优化资金补偿的筹措机制,并强化非现金补偿方式的制度化衔接。最终,在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形成采矿权退出补偿方式的制度合力,以最严密的法治思维促进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地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一种基于多维度生态评估的自然保护地边界优化方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

科学准确划定自然保护地边界是设立保护地及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措施的首要前提,厘清自然保护地边界是在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以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双保护为目标,基于In VEST和SWAT模型综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并基于生物完整性等级(Degree of Biological Integrity,DBI)和生态增强因子(Enhancement Factor,EF)评估了保护成本及生态效益,提出了一种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优化方法。基于这种方法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现有边界优化为涵盖总体自然边界、核心生态边界与管理边界的多重边界,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并同时考虑管理效益,确保新增保护成本较低。

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为七彩云南美丽画卷增色

1958年9月,吴征镒研究员和寿振黄研究员联名提出《筹建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建议在全省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同年10月10日,省人民委员会以省人委(58)会科字第2号文批复,拉开了云南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序幕。

国家公园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机制——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当地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利益主体,也是参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的重要力量,如何培育当地居民积极的自然保护态度对于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引入地方依恋变量,构建了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恋和自然保护态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运用多群组嵌套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了国家公园发展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自然保护态度有显著的直接影响;(2)地方依恋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其自然保护态度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在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恋和自然保护态度之间的结构关系上,参与旅游的居民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者对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地方依恋感和自然保护态度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后者对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地方依恋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有显著影响。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引入地方依恋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影响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作用路径;二是通过参与旅游居民和未参与旅游居民两个群体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影响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群体差异。

社区参与视角下国家公园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自然保护态度差异——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

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手段,基于对参与旅游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群体差异的比较分析,研究了国家公园旅游对社区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明显强于负面影响感知,参与旅游的居民对正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强于后者,未参与旅游的居民对部分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强于参与旅游的居民;(2)神农架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保护整体上均持有较为强烈的积极态度,但参与旅游的居民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在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参与旅游的居民较之未参与旅游的居民更认同自然保护的意义,更认同神农架自然保护的必要性,更认同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功能,也更愿意遵守和支持国家公园关于自然保护的管理规定。研究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积极影响,深化了我国国家公园问题研究,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游憩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较为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积极影响,我国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在不影响保护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应通过科学、适度发展旅游来争取当地居民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自然保护工作的支持。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对社区经济的影响

自然保护地内及周围地区居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水平低下;自然保护地系统与其内部和周围社区之间存在着多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自然保护地系统的构建既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能为社区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如:不能过多建设基础设施,加剧人与动物冲突,突出林地补偿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社区参与机制、完善生态补偿体系、推进全面公正竞赛等战略构想。

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实践探索与构建思路——基于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保护地役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管理制度能够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极为重要。文章通过对域外保护地役权制度实践及我国制度探索的分析,提出我国保护地役权制度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构建思路:①界定供役地人与保护地役权人的范围;②拓展供役地的标准;③明确保护地役权制度主体的权利义务构成;④规范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变动;⑤依照国家公园划分的不同功能区类型分情况适用保护地役权制度。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我国自然保护地经过60余年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类自然保护地已逾12 000个,覆盖陆域面积约18%。但因体制机制等原因,自然保护地间交叉、重叠、管理目标冲突越来越严重,没有形成真正的保护地体系。通过分析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与规律,首次以保护管理效能为划分标准,提出了新的保护地分类体系构建方案,即以管理目标为主线、保护管理效能为导向,可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野生生物保护区、自然遗迹景观保护区、自然资源保育区和自然保护小区等6类。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为首要目标,能够涵盖最广泛的管理目标,将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

中国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分析中国国家公园立法展望阶段存在的立法研究薄弱问题及既有以地方为主导的立法模式的局限性;指出中国国家公园的立法必须以自然保护地立法作为先决条件,并明确后者的立法定位与立法目的;按自然保护地治理现状呈现的特征,将自然保护地政策分为空间体系政策、发展政策、管理政策三部分,并围绕上述三部分提出若干政策及其法制化的建议。

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研究

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和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构设置的大背景下,对现有各类型自然保护地进行清理规范和归并整合的任务刻不容缓。文章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的经验,立足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特点,深入剖析自然保护地的资源品质和管理目标,归纳与其对应的资源保护优先等级和管理目标等级,从而衍生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分类,并提出人类干扰区域、人口密度、人类允许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 4 个基本指标参数,增强管理分类的操作性和执行性。

基于多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进入新时代,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思路得以明确,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监测在促进国家公园科学规划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可靠的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撑。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设立,因此面临不同监测类型之间的整合,存在缺乏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有效的监测数据管理、健全的监测实施机制等问题。在对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基本思路下,基于国外国家公园监测实践与经验,综合考虑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现状和需求,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了以自然资源清查为基础、以生态监测为核心、以自然与人为干扰监测为辅助、以管理有效性监测为补充并服务管理有效性评价的国家公园综合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监测数据管理、管理有效性评价三部分组成的国家公园监测实施机制。在国家公园监测体系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监测体系以及监测制度的建立提供有益参考。

国家公园自然遗产与文化景观保护初探

国家公园不仅是一种自然遗产与人文景观的保护机制,还是开展教育、科研、休闲活动的重要空间,更是提升国民意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然而,建设过程中文化景观的挖掘与保护往往被忽视。如何实现国家公园内自然遗产与文化景观保护的两手抓,是当前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辨析概念及内涵,对比国内外国家公园的建设现状,梳理文化景观资源,探讨其在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提高文化景观保护重视程度、提升资源调查识别与管理、完善教育和解说系统、合理处理原住民问题四方面的建设策略。

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规范内涵与立法进路--兼论自然保护地体系构造问题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但对国家公园主体性地位的现实原因和规范内涵却语焉不详。通过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过程中主体类型的构造进行检视发现,原有的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管理体制低效以及规范体系繁冗等问题,故而,在转变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的基础上澄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规范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公园之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性地位体现了其具有生态价值和保护目标的首要性,同时意味着自然保护地体系主体观和划分标准的转变。依循这一认识,需要通过严格保护与差别利用相结合、综合立法与专门立法相统一、静态指导与动态调整相协调的立法进路,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建设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论《国家公园法》与《自然保护地法》的关系

制定国家公园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自然保护地法草案同时也在起草中。鉴于以往央地政府对建立自然保护地目的认识不一致、中央财政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投入偏低、自然保护地资产产权不明及其管理权混乱等问题,处理好两法不同立法目的和不同规制对象的关系,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尤为重要。应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创设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直接行使国家公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管理体制,是《国家公园法》立法的重中之重;以法律规制自然保护地体系为基本立场,明确自然保护地基本方针原则和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则是综合性《自然保护地法》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内涵、构成与建设路径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新时期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方向和目标。当前,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刚刚起步,深入探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构成及其建设路径,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国家公园在未来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是体现在数量上,而应体现在国家公园的面积占比、保护对象的价值、保护的严格程度、保护的等级以及自然教育功能等5方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与国际接轨、与现有保护地兼容以及改革成本最小的原则,构建了包括3个大类、6个亚类、14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进方案。在新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路径方面,提出应循序推进的建议,即上下结合,识别潜在国家公园区域→科学论证,遴选国家公园后备名单→明确保护对象,科学确定公园范围→组建专业的公园管理团队→规划先行,构建国家公园保障机制→持续监测,定期评估公园管理绩效。

中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分析

【目的】建立特许经营制度是中国进入国家公园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目前缺少对其利益相关者构成及权利、义务的分析,严重制约了政策制定与落地实施。【方法】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理念,以10个国家公园(含体制试点)为研究对象,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为研究资料,从应然、实然、使然3个层面识别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中利益相关者的构成,辨析他们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结果】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特许人、受许人、监督主体、社区和属地政府,存在特许人资格与现行法律冲突、受许人组成不全面、监督主体不明晰的问题,且面临特许人承担义务不足,受许人、社区权利束不完整,部分权利主张难以实现的现实困境。【结论】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破解现实困境的操作路径,并提出了基于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建议。

自然保护地产权主体制度安排的思考——以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由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组成,是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当前,自然保护地范围内,普遍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类产权主体,两者之间主要通过租赁、征收、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达成合作,但往往存在稳定性差、制度成本高等问题。

新林科背景下加强研究生课程美育的探索——以“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课程为例

在推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新林科建设成为我国林草行业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途径,旨在强化学生专业能力与审美素养的双重培养,以满足新时代对高素质林草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是提升研究生文化品位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课程为例,将美育理念贯穿于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践各环节,提出多样化美育教学实践措施,致力于培养既具备扎实专业能力、又拥有良好审美能力的优秀新林科人才。一是以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为主,培育研究生的审美感知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二是精心设计美感体验活动,增强研究生对自然美的深入感悟;三是以沉浸式自然情境营造愉悦的学习氛围,强化研究生对自然美的获得感;四是生动展示美丽中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增强研究生的荣誉感自豪感;五是广泛传播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强化研究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六是探索自然资源的全面价值,培养研究生的理想人格;七是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激发研究生的爱国情感。这一实践丰富了课程内容,提升了研究生的审美、创造美能力,实现了以美育人的教学目标,为新林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