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

政治体制改革是事关权力运作及其限制问题的改革,因而必须对不同权力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与界定。我国国家公权力及其监督体系结构的现状与局限,主要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又是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行使着对立法的监督权,但其对立法的监督权实际被虚置;国务院在行使行政权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监督权,其中其监察部门的行政监察职权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使其监督无奈、无力;在司法权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名实不符且存在着"同体监督"的现象,审判权则面临着独立公正的困扰和反腐败的无力。鉴于这些现实中的不足、局限与弊端,必须从顶层上重新设计好国家公权力运作的体系结构,完善和重塑现行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就此,一是改革现行立法监督体制,实行立法权与监督权的分离,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并行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承接宪法监督、立法监督和法律实施监督的职权;二是改革现行行政监察制度和检察制度,设立对行使国家公权力人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时通过多种法治化机制有效制约和监督监察权的行使;三是对国家监督权的监督则应体现监督的人民性。

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

非国家公权力是指我国宪法"国家机构"一章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其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意味着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者关系成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非国家公权力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包含宪法规范和规范宪法两个议题:前者应从实证主义立场阐明规范之真实,包括真实的中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后者则需从立宪主义立场探求非国家公权力规范的应然状态及其实现路径。我国宪法学研究应建构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元框架的转型宪法学理论。

国家公权力机关主导网络反腐机制的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腐败的方式已为官方和民众认可,网民网络反腐具有现实的缺陷与不足,需要公权力机关的积极疏导和引导,国家公权力机关在网络反腐中主导功能的发挥应从构建如下机制契入:公权力机关网络反腐的自动机制;公权力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网络反腐的联动机制;公权力机关与网民自律性组织之间网络反腐的互动机制;网络反腐的法治机制。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背景下的警察权监督

随着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和新体制的创建,监察机关的地位得到提升。警察权监督中存在警察行政权和侦查权错位、检察机关对警察权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滞后导致监督不达标、上级监督的局限性制约了监督效果和监督方式过于程式化等问题。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建立常态性的定期抽查机制、整体监督和专项监督并重、转变监督管理的思维,才能更好地对警察权进行监督。

论和谐视野下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以国家公权力的配置为视角

自有刑事诉讼之始,国家公权力便参与其中。无论是那种模式,国家公权力都作为一个重要的刑事诉讼参与者,活跃在刑事诉讼之中,只是在不同的模式中,其重要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限制国家公权力还是尽量发挥国家公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始终都是各大模式研究的重点。注重保障人权还是注重惩罚犯罪等不同的诉讼目的使各刑事诉讼模式中的国家公权力的配置区别明显,其中的合理程度也是各有分说。我国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刑事诉讼的目的必然是追求和谐的社会价值,基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中的国家公权力改如何配置?就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做一个浅陋的分析。

公民有权监督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年前，陕西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件事：2006年12月15日中午，大学生方学勇路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工作人员执法时，和一位卖水果老汉发生争执，并把老人所卖的橘子弄得滚了一地。“见工作人员有些粗暴，我就上前劝他们好好对老人讲，但工作人员并未理睬。随后，我就拿出手机拍下现场。”方学勇说。而这些工作人员冲上来让他删掉照片，见他不愿意，就将他强行塞进车里带回，并删了照片资料。于是，12月18日，方向西安市长安区法院提交诉状，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该街办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及侵犯他行使监督权的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令该街办向他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请求1元钱的国家赔偿。

公民的创作自由与国家公权力的界限

我国改革开发30年来的历史经验标明,社会的发展是以个人权利的张扬为前提的。没有个人权利的彰显,社会终将还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怕局面。近一段时期,某些公权力机构借口损毁"名誉"而假借"诽谤罪"之名假公济私,已经对国家公权力造成了非常负面的恶劣影响。从2006年重庆的"秦中飞案件",到刚刚发生的"跨省刑拘王鹏案件",恶意行使公权力事件的轮番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保障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国家公权力控制与法治国家建设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法治国家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必然涉及国家公权力的控制向度。

强制执行法:国家公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法

一般而言,刑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的法律,是规定如何打击、惩戒犯罪的法律.是授权国家暴力机器可以对罪犯做些什么的法律;但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如果我们从反面来看,也可以说,刑法是一部在面对国家暴力机器之际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它实质上也规定了什么不是犯罪,什么事情是国家暴力机器所不能做的。与此相同,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靠什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单纯依靠行政法制的完善，依靠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行政程序，是不能真正达到目的的。需要制定一部完善的、进步的、科学的民法典向整个社会，特别是向我们的政府、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灌输私法观念、私权观念，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行政。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知识产权的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

权利可以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法律社会化的趋势在促使社会法这一法域出现的同时 ,还导致了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渗透和融合及混合权利的产生。混合权利强调对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保护的平衡 ,其实质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知识产权的运行本体和运行过程无不散发出这种新型的混合权利的特质。明确知识产权所具备的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权利属性 ,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定位和基本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警察权力行使中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2011年发生的"高速不雅照"事件,引起了舆论关于"电子眼"与个体隐私保护的争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诸如非法窥视、监听、披露私人活动,非法收集、使用、公开私人信息,非法搜查、监视、监控私人空间等现象非常普遍,但人们更多关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公权力的扩张,制约和防范国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法治价值。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于2005年启动了立法程序,这种通过从政府掌握的私人信息的保护入手是一种重点突破的做法,立法内容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政府机关的规制上。

加强国家财政预算法律监督的路径研究

一、引言 从社会契约论来看，国家是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的，公权力是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力量保证。财政权是国家为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在民众同意的前提下以确定的规则在全社会范围筹集并合理管理、使用财政资金的权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的运转需要通过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来维系，国家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情况要通过财政支出来考量，财政权已经成为国家公权力的最重要构成。

论公权对私权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里程碑,它对于监督和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意识的转变,推进依法行政,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许可法》的创新之举在于第一次将说明理由制度作为一项必要的许可立法和许可执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体现了国家公权对公民私权的尊重,是行政意识领域中的根本性变革,必将对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一、说明理由制度——行政程序法观化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九条要求：“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

“以其他方法妨害公务”之入刑提倡--兼议《刑法修正案(九)》对妨害公务罪的修改

随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日趋紧张,妨害公务案件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现有法条规定的"暴力、威胁"方法已不能涵盖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旨趣。故而,坚持以实质刑法观为导向,适时地扩充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将采用"其他方法"妨害公务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实属必要。在内涵属性上,"其他方法"应当与"暴力、威胁"方法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但具有明显的非暴力性;在具体形式上,"其他方法"多表现为积极阻碍和消极抵抗的杂糅,但均以达到干扰公务的正常履行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