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突破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同时指明了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为我们从国家再分配能力角度探索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逻辑起点。当前,强调我国的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理论上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逻辑相通,实践上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能力建设重心变化的历史逻辑相连。目前,我国的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主要面临着社会保障治理的协同化能力不强、法治化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不高、利益分配协调层面制度安排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手段方式不成熟、财政收入结构还需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有待合理优化等现实挑战。针对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在社会保障治理、利益协调及财税分配方面的不足,应着重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夯实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制度依托,同时发展协商民主为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建设提供民意支撑,以此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国家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制度意蕴与中国语境

国家再分配能力作为国家再分配制度及其执行能力,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再分配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中国只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依法分配,注重在间接分配过程中有效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与平衡,才能逐步实现国家再分配能力现代化的预期目标。

共同富裕与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关乎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的实现程度。共同富裕、分配正义、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形成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政府再分配能力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整体性变革过程,包括再分配观念现代化、税收现代化、社会保障现代化、转移支付现代化等质性规定。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等规范性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合乎理性的规则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基础之上。

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中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着力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朝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发展,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将成为国家能力建设最重要的挑战。在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模式下,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能力本身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而这种再分配能力建设又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变革的重要内容。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不应仅仅视为国家财政结构的优化,而应着眼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如何去推进法治化、均衡发展和协商民主,正是这些构成了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议题与着力点。

国家自主性与再分配能力:转型中国分配正义的一个解释框架

分配正义是与人类同生共存的问题。能否解决好分配正义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影响再分配正义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输入"端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一个是作为"输出"端的国家"再分配能力"。转型中国,由于受"国家自主性"流失的制约,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汲取能力"较强的基础上,并没有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分配正义。因此,要推进转型中国的分配正义,应该在确保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的前提下,重建转型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以实现强大的"再分配能力"。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再分配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第一，推进国家再分配制度和决策的科学化、公平化、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离不开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法律制度，那么更好地发挥政府再分配职能，就不能缺少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国家再分配事关社会正义和社会福祉，必须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不仅仅指代物质层面上的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拥有新的时代特征和蕴意。在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密切相连,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刻体现,二者在理论上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也为夯实经济基础、优化资源配置、维持发展可持续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及“守好蛋糕”,进一步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实践基础。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共同富裕,应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经济治理水平、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协调发展机制等方面着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

央地收入划分改革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大事

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将进一步理顺央地收入分配关系,有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再审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与国家层面日益重视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相比,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及相关研究却趋于沉寂。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在2011年迅速升温,2012与2013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65与164篇,2014年下降至140篇,近几年一直呈快速消退趋势。原因何在?此不深究。鉴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行再审视。

沃勒斯坦论“现代化”

要深化“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一定要深化对“文化”本身的研究;但“文化”概念和“文化”现象之过于广泛,往往使理论讨论流于空泛。故本刊打算从生活着眼,由小及大,动员各方面的同志从自己所看到的具体文化事实出发,用自己有所体会的分析概念,来剖析有关的文化问题,提出一、两点关于发展文化的想法出来。“草鞋没样,边打边象”,依靠群体力量,逐步使我们的文化研究粗具规模。这个想法便导致本期“文化面面观”的产生。

准确理解社会组织在三次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合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找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合理定位,凸显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特有作用。社会组织参与三次分配,对于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到三次分配中来。

从资本国家到国家资本:国企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探究

国有企业存在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既有理论解释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普遍突出其经济属性而轻视了其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本文提出要从资本与国家关系演化的视角理解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还原到从资本国家到国家资本的演化过程中进行理论考察,集中探讨财富国家化与去国家化问题,深入剖析资本、国家、市场的深刻关系,进一步揭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面对国家取舍的根本性差异。国有企业为保存国家而必须具备两项核心职能,即安全能力和再分配能力。这同新时代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论述保持了理论上的一致性。面对资本功能的复杂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十分必要,国有企业要发挥“节制资本”的作用,有效增进国家能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本文对国有企业存在根源的理论解释有助于明确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功能、角色和目标,在打造现代化“巨型企业”的同时发挥大国“阻尼器”功能。

瑞典:福利国家失败的教训

在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瑞典——或者说国际公认的“瑞典模式”——被认为是西方最成功的福利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式的收入再分配,尽管保留了自由市场的特点,即有竞争能力地使用资金和生产资料私有。

专家热议收入分配问题:分配体制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强化再分配成效更快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的矛盾，是基础，但面临很多挑战。对中国目前来讲，完善收入再分配可能更有价值。相比之下，强化收入再分配可以更快地取得成效，理由如下：一是收入再分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动员能力，这方面中国有独特优势；二是在政策方面，有相对更加成熟的国际经验可借鉴；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度增长，为完善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加强三次分配制度设计 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决定》首次以"第三次分配"确立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文中指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网络舆论引导要正视治理能力不平衡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网民的参与重塑了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分配格局。在网络公共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暴”当中,各级党政部门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经受严峻的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社会现象网络公共事件折射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的把握,都无法脱离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网络舆论引导的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必然要求我们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超大国家,任何政治社会现象一旦被置于这样的环境当中,都会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本质,在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平衡性。各地治理能力的参差不齐,也是网络公共事件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原因。

一部为“两个毫不动摇”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的力作——评洪功翔教授新作《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一直处于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进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就是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改革的重要成果标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界定为“两个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让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更具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以规范财政分配公权力运行、防控财政运行各类风险为目标的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对国家治理的成功作用极为关键。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有效落地,规范运行,同样要突破知识和信息瓶颈,解决信息稀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让内控更具智慧。财政部要求“把内控信息化建设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统筹考虑”,正是财政内控建设和实施的重要手段。目前,各地财政内控信息化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更具智慧的财政内控系统必将为财政善治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