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冲突的中美关系处理和中国国家安全治理

[目的/意义]中美大国冲突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然而中国尚未构建起一套成熟的结构化的国家安全治理方案。[方法/过程]该文应用冲突理论和遏制战略理论,采用数据统计、模式抽取、模型构建、战略评估、制度变革等研究方法,总结了大国冲突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规律,提出使用调节国家冲突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结果/结论]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处理国家冲突,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即国家冲突本身。大国冲突推动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国家冲突具有生成规律和可塑性,能够被调节和传递,国家利用调节国家冲突的方法能够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中国可以通过融入世界工业经济体系、建设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等方式,调节中美大国冲突关系,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目的。

国家间冲突风险监测预警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研究目的]科学分析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国家间冲突风险,有利于提高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帮助各国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寻求维持自身发展的道路。[研究方法]基于国家安全系统视角,提出了集国家间冲突情景感知、数据收集与预处理、风险预测为一体的国家间冲突风险监测预警模型;基于专家知识和案例数据分别构建了两种国家间冲突贝叶斯网络(BN)模型:BN ISM和BN TAN。[研究结论]模型耦合机器学习技术和贝叶斯网络方法,实现了国家间冲突风险的实时监测和预警,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支持;BN TAN模型在整体预测和低冲突风险预测方面表现出色,而BN ISM模型在高风险预测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未来国家间冲突风险监测预警模型应当考虑多领域知识与案例数据的融合,为推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与非洲国家冲突——以科特迪瓦为中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跨界民族在非洲广泛存在。非洲国家独立后,跨界民族的存在推动了国际移民的发展,二者交织形成一种"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导致或者激化了相关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冲突。本文以科特迪瓦为中心对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及其与非洲国家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跨界民族—国际移民综合症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也非常难以解决。

中国在非洲冲突后国家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冲突后重建是近年来非洲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在参与非洲国家冲突后重建中积极作为，勇于突破，富有大国担当。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非洲热点问题的降温，非洲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多非洲战乱国家实现了和平，冲突后重建日益捉上议事日程，并成为中非安全合作的最要内容。2014年5月，李范强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非合作的六大工程，

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对俄罗斯生意人与国家冲突的分析

生意人群体是俄罗斯转向市场经济的积极要素,寡头是这一群体中最有影响的集团。为了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打击寡头干预国家政治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但同时应该改善经营和投资环境,保护一般生意人的经营积极性。这对俄罗斯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是有利的。

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女性叙述与阐释--论陈老太婆和贞贞

在现代民族国家冲突中女性往往被凌辱。文学创作和评论中能否、如何再现、阐释现代民族国家冲突中被性侵犯的女性命运与遭遇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领域。丁玲所创造的陈老太婆和贞贞以及她们的阐释变迁集中体现了这一命题。

贸易增长、利益集团与国家间冲突

贸易和冲突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形成了三大范式。通过把利益集团纳入到贸易和冲突的分析框架之中,本文着重探讨贸易增长对国内不同贸易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在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初步研究表明,议题领域的不同是制约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在经贸领域,贸易利益集团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但在安全领域,或者是涉及安全的经贸领域,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则相当有限。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冲突后国家警察改革与民众安全治理--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视角

武装冲突刚刚结束后的国家容易出现安全缺口,普通民众依然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主要有前战斗人员和缺乏管控的武器、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与选举相关的暴力及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等。此时,国家尚缺乏有效的国内治安治理机制和能力,警察机构亟须改革乃至重建。当今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注重协助冲突后国家警察部门的改革与能力建设。改革应力求标本兼治,既缓解冲突后民众安全需求的燃眉之急,又注重警察部门中、长期的机构建设和发展。改革应以民众的安全为首要目标,重点是警察民主警务观念及技能的培养、组织架构及管理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有效执行。此外,还应注意本土化问题。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如当地警力资源的匮乏、警察的公共形象差、民众的弱势地位、国际援助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该文亦对增强冲突后国家警察队伍能力建设及民众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公共教育与国家内部冲突的抑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共教育对抑制国家内部冲突的可能性及其影响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论题。利用83个国家1971—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OLS和工具变量2SLS进行回归,可考察公共教育是否有助于抑制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研究发现:初等公共教育对内部冲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使用IV-2SLS回归后结果仍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初等教育相较于中等和高等教育,更能促进社会稳定,而公共教育对社会矛盾的抑制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平和民族矛盾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小、民主化程度高以及民族异质性强的国家,公共教育能更有效地抑制冲突。以上种种印证了公共教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

国家间冲突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本文利用172个国家间1993—2015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引入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间冲突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整体来看,国家间冲突不仅会在当期影响双边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同时还具有延续性,冲突的滞后一期至滞后三期均呈显著的负面影响;分样本来看,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间及OECD与非OECD国家间冲突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分等级来看,仅高等级的国家间冲突会对农产品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另外,食品和活动物、饮料和烟草、非食用原料,以及动植物油、脂和蜡的贸易量均会受到国家间冲突的影响,表明冲突影响的广泛性。这一结果说明,切实改善各国政治关系,营造和平发展的政治环境对各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间法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道德习俗、社会规范被逐渐制度化且相对稳定的一种通行做法。民间法仍然被很多农村群众所认可,农民更多的愿意在自身的生活空间中寻求一种秩序,因而国家的法律法令就很难真正地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国家需要一套协调机制来解决国家法律政策与民间法所存在的冲突与对峙,以对地方传统风俗的有益部分进行法律变通,以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

国家军事冲突中的女性角色分析

首先,本文分析了国家军事冲突中生存条件的恶化使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女性陷入了深深的困境,而伤残女性的状况更为艰难,女性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其次,文章分析了女性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援和战时的辛勤工作也构成了国家军事冲突的重要部分。最后,文章探讨了国家军事冲突中女性表现出来的这种双重性背后的复杂原因。

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 ,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关键。

军事战略如何影响战争?——《权力转移、战略与战争:衰落国与国际冲突》述评

一直以来,军事战略都是战争研究的一个关键变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权力转移、国家冲突与预防性战争的诸多论述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战争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结合能够为解释国家冲突提供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李东善教授的著作《权力转移、战略与战争:衰落国与国际冲突》回顾了以往学界所熟知的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进攻—防御理论,以及战略理论,并试图借助历史事件比较、战争数据分析和多元变量检验的实证方法,来解释衰落国与国际冲突之间的潜在联系。与此同时,本文也希望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借此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危机与缓和。

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美贸易战的多重博弈与中国的出路

传统贸易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均认为贸易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通过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提高。当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市场等严格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原始模型的假设进行修正,即考虑到产业具有保留性,后来者通过学习技能能够实现追赶的情形,就会发现贸易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对一国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零和竞争的结果。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冲突使各国频繁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应对贸易引发的竞争。当前,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内在动机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有更多的产业与美国在贸易领域展开竞争。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取代,遏制中国的崛起与赶超,同时为美国能够在中国发展中谋取更大的利益,是美国的现实诉求。如果美国无法达到这一既定战略目标,中美贸易战就有可能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据此,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应保持强大且理性的战略定力,制定符合多重博弈特征的博弈应对策略。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对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据此总结必要的历史教训。

从贸易摩擦到汇率系统的国家利益冲突

本文由国际贸易理论中存在的多重均衡引发的国家利益冲突从而引起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国家竞争战略的机制这一论点出发,以美日两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机制选择为例,阐明汇率系统的冲突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国家利益冲突的主要形式。这一研究结论为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提供了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