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的探讨

《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 ,其中刑事赔偿程序法律规范占有重要地位 ,但存在不少缺陷 ,如赔偿义务机关多元化 ,赔偿机关权力过大 ,程序复杂繁琐 ,环节过多 ,缺乏配套立法等。应坚持程序公正原则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原则 ,先行自由选择原则 ,强化司法救济原则等来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及时地弥补了公民因国家机关侵权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慰抚了他们受伤的心灵,同时从法律上规范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的行为,提高了他们自觉执法、严格执法的水平和能力,良化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开展国家刑事赔偿制度的课题研究,认真分析国家刑事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采取相应办法改良我国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是当务之急。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赔偿制度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对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社会个体进行物质上救济为最终落脚点,它反映了尊重公民个体权利的主流价值观念,倡导个体权利制约社会公共权力。从刑事赔偿的本质以及形成机制看,刑事赔偿只能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不断提高的民主社会才能产生并找到存在的适宜土壤。下面就刑事赔偿的原则及刑事赔偿的方式略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黄景嘉国家刑事赔偿案

赔偿请求人:黄景嘉,男,47岁,浙江省平湖市人,浙江省平湖市教委干部。 委托代理人:夏建军,浙江君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吉先,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赔偿义务机关: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赵陆鸣,检察长。 复议机关: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朱立乔,检察长。 黄景嘉以曾被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

Balance between Punishment and Prote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e Exoneration from Criminal Compensation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而往往处于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合理界定冲突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在法治社会中,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绝不是中间点,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即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