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权益·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企业数据权利限制的三重考量

数据基础制度的完善,能有效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数据对于企业主体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的同时也进一步要求企业数据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数据之上承载着多元主体的多重利益,将与数据相关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企业数据权利限制构建的出发点,可以更具针对性地进行数据权利配置,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数据纠纷,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数据利用、保障数据安全。由此着眼,对企业数据权利的限制应从三重维度予以考量,即保护个体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从保护个体权益来看,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保护、在先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等。从维护公共利益来看,主要体现为禁止数据权利滥用、探索数据合理使用的限度以及公共数据的特殊限制等。从保障国家安全来看,主要体现为企业必须落实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的主体责任,以及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等。

嘉峪关市检察机关引入社会力量 构建公共利益保护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强调公益诉讼检察重在突出“精准性、规范性”。为实现精准、规范、高质效办案,甘肃省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通过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公益诉讼平台,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益诉讼工作机制。

公共利益与共同行动:新教育社会契约解析及职教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1年发布报告《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针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治理如何革新的构思,提出邀约打造公平而优质教育的共同倡议。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与共同利益正在遭受威胁,教育利益相关者需要通过共同对话和参与教育革新以迈向更公平的教育的未来。职业教育需要主动反应,缔结职业教育的社会契约,通过“全体践行职教精神—构建高性能职教系统新生态—开发数字化职教发展新路径”的逻辑线路来共同建设职业教育的美好明天。

民事二审审理范围扩张之反思——以“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分析对象

《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为二审法院突破上诉请求拘束原则设置了四种例外情形,其中包括“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抽象的概念给法院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务中法官对此理解不一,不可避免地导致适用泛化问题的产生。为防止条款适用泛化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合理限制,有必要对《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限缩解释。在判决既判力只及于特定主体的诉讼中,二审法院不必对舆情风险大的偶发性案件、牵涉公有单位利益的案件、当事人扰乱行政管理秩序的案件这三类作一审判决公益侵害性考量。根据实务现状尚无法看出“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空间。从长远来看,增设附带上诉制度、逐步限缩解释直至删除例外条款,方是化解二审程序当事人救济与裁判纠错二者矛盾的正本清源之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利益视角下农地细碎化治理协同机制研究(项目号:23BGL264)

彭长生,安徽枞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安徽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安徽省软科学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项,中国农科院委托课题2项,出版学术研究著作1部,获得省级社会科学奖2项。

论构建完整的公诉权--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完整性为视角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调整。一旦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需要代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国家机关通过公诉手段救济。完整的公诉权应当包含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应然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掌握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具有正当性。

消费与社会责任:一个关于利益与道德的二元对立困境及其出路探究

现代消费领域中出现的关于利益与道德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反映了现代消费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经济主义偏见。消费是涉及商品化和去商品化过程的复杂社会活动,始终是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企业、消费者和国家作为消费道德性的三大来源,在社会责任消费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各自相应的作用。西方社会中基于市场原理驱动并聚焦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互动响应的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模式,因其内含自相矛盾的一面而容易被“商业主义”收编而事与愿违。基于此,关注国家在推动社会责任消费中的作用,对于具有“强国家”传统的我国而言,不失为值得期待的另一种可能性。

公共利益: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

公共利益是在法治国家和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提出的命题,在我国必须把公共利益从国家利益中区别开来,这样才能保证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限制并克服政府权力行为可能产生的寻租心和盈利性。公共利益是法治国家的社会根基。

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公共利益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片面强调和无限扩大社会国家化程度 ,超出了社会发展的实际空间 ,社会公共利益被等同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政党利益。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集中表现在国家对于社会的高度自主性上 ,政府本位利益高于、优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缺乏生成的空间 ,寻租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 ,利益主体越是多元化 ,利益分化越是拓展 ,社会越发展 ,人们就越是需要共同的游戏规则 ;人们的共同需要就越是丰富 ;人们越是需要形成共同利益的均衡点。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把握公共利益 ,必须确立公共行政的理念 ;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将公共利益寓于社会之中。

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外商事仲裁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探析

社会公共利益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的“安全阀”作用已被各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所肯定。为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我国法院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很少适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拒绝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我国法院在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运用和把握尺度,提出对承认及执行域外商事仲裁裁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完善设想。

传承文明成果 推进科学发展 构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设备管理法律体系

到2007年7月28日．国务院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简称《设备管理条例》）已有20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计划经济时代，到本世纪初的初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企业所拥有的设备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跨时代的．

基于SNA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茶产业发展利益相关者研究

国家公园社区产业发展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种类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减少利益冲突并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的协同发展是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基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茶产业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现状,构建社会网络拓扑关系模型,对整体网络结构及个体网络特征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延伸、品牌建设推广等转型发展事务中,网络的凝聚性和均衡性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作为核心主体具有显著的资源和信息控制力;茶农和微型茶企处于较为弱势的边缘地位;行业协会担任利益主体间的桥梁,发挥着纽带作用。以社会网络结构优化为导向,探索整合利益主体优势的发展策略,对推动国家公园社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价值共创具有参考价值。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没有确立相应的理论标准,规范中也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也缺少相对统一的做法,这就导致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事实上处于一种制度边缘化的存在,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理论上,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包括明确价值和受众的导向,需具有“行政性”特征,具有可诉性,并且要考虑地域和层级间对“公益”判断的差异。理论标准导入规范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分性。国家利益以国家意志和发展需要为导向,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重大政策性文件加以确定;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处于开放状态,除部分列举外,考虑到地方公益的差异,宜将判断的权限下放至行政公益诉讼各参与主体,最终由法院在各方意见基础上加以判断裁决。

论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是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定义的概念,实践中不乏有借用“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利益的事例。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试从利益的定义及分类、法律与利益的关系、实体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等方面来探讨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关系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第51条要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这里，“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什么关系？

从法学视角探析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现状

回顾并阐述了国内外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研究轨迹及现状;认为法学界至今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障,也使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和保障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应从法哲学、部门法的基础理论、以及具体制度设计三个层面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

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关于斯密原理、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赫维茨机制设计理论的比较研究

亚当.斯密在18世纪开创了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把斯密的理论体系扩展到政治市场,而赫维茨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则对斯密理论体系给予了现代解释与证明,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机制设计方法。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三个理论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贯穿它们的一根主线是:试图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激励兼容。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公共利益研究论纲——社会公正的本体考察

一个社会如何认识公共利益是这个社会主持公正的测量器。社会公正说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衡量公共权力是否公正运作的权威标准就是看公共权力的代管者在执掌权力时是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公权只有维护了公共利益才有公正可言。

论民事督促起诉——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管权的监督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针对正在流失或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不行使或懈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监督方式既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有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这是近年来民事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理论上的研究尚属罕见。据此,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对民事督促起诉的范围、条件,以及民事督促起诉与民事公诉衔接等程序问题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