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意蕴及其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之治与公共事务之治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与社会之治的交融。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审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国家内生动力的制度化运行、执政党精英的大力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浅析我国建立污点证人制度的合理性及相关问题

污点证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证人,他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他可以为国家公诉机关作证,以换取免受刑事追诉或者从轻、减轻指控的待遇。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污点证人制度,但却有运用污点证人制度的实践。

正视不同单位国家公务员存在收入差异的合理性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实行当地党政机关公务员“同职同酬” ,并提出了实行这一做法的诸多好处。该文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从国家公务员工资分配原则和人力资本理论 ,以及我国公务员工资构成来看 ,不同单位国家公务员存在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同时 ,该文也指出 ,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并非完全合理。

试论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制度安排

探讨国家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并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认为制度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优先地位。

韩国追赶型科技创新模式中国家制度安排的特点探析

韩国的科技创新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高科技发展阶段,呈现出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官产学研"良性互动等特点,其追赶型科技创新模式中国家制度安排的特点是确立以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为目标的科技创新战略;建立政府主导的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建立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体系和教育支撑体系。

科技创新中国家制度安排理论研究述评

20世纪下半叶,伴随知识经济的兴起,创新从企业行为上升到国家战略,国家制度专有因素对科技创新的特殊作用备受学者的关注。文章对科技创新中国家制度安排理论进行梳理,有利于揭示科技创新中政府行为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国家制度安排的源起及其当代意义,对我国科技创新中国家制度的安排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从制度安排到实践运行:PPP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国家治理的供给侧改革与实施路径

基于供给侧视角来审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仍然存在政府相关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管理过于僵化和政策碎片化、社会资本部门进入门槛高且参与面窄、公民体育消费需求多元而表达机制失衡、公共体育服务财政供给不足等问题,进而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与公平均等化受阻。因此,为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与质量,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构建PPP项目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PPP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地方治理的公私合作的剖析,得出以下实施路径:完善顶层设计下的制度安排与配套实施机制、提高PPP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认知水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体育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社会体育政策碎片化向体系化整合等。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安排的制度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呈现诸多特征,这些特征是家族企业制度选择的结果。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角度分析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并对家族企业产权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自然保护地产权主体制度安排的思考——以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由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组成,是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当前,自然保护地范围内,普遍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类产权主体,两者之间主要通过租赁、征收、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达成合作,但往往存在稳定性差、制度成本高等问题。

论国家紧急权及其合理运用的制度建构

由于我国新修订的宪法已经引入了"紧急状态"概念,因此如何构建国家紧急权制度体系,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学理上看,国家紧急权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采取非常规的紧急对抗措施的权力。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国家紧急权决不是一项不受限制的权力,它的行使应当在明晰的法律范围进行,是宪政之限权目标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紧急权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它应坚持目的的合理性、手段的适当性、时间的有限性、启动的制约性等原则。

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

从世界范围来看,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创新制度的安排,而建立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安排应围绕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做文章。当务之急应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安排:国家创新体系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国家创新体系的企业制度安排,国家创新体系的金融制度安排,国家创新体系的财政制度安排。

我国国有垄断金融制度安排与改革——国家模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制度经济学中统治者的国家模型,阐述了国家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然后应用这个国家模型揭示我国国有垄断金融制度安排和改革是国家在这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结果。最后分析由于委托代理等交易费用和竞争约束,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必须进行市场化和产权改革,并指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存在的缺陷和解决的途径。

有关国家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政制度安排与借鉴

本文选择美国、印度尼西亚等典型国家 ,就其不发达地区开发的财政制度安排问题 ,进行比较与分析 ,概括其异同 ,总结规律 。

重建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及制度安排

21世纪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 ,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应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模式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模式转变 ,并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使国家创新系统在私有和国有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平衡 ,既保持足够的私人刺激以鼓励创新 。

关于社会保障财政制度安排国家主导性原则的思考

一、社会保障财政制度安排国家主导性原则是现代社会保障的必然要求（一）国家主导性是现代社会保障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保障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对社会成员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保障作为对社会成员进行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制度体系，

十八大代表佟丽华:“公益法律服务应成为国家制度安排”

“现在社会有两个热词：维权和维稳。有人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人民群众维权会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认为维稳就是让老百姓不要闹事。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各种社会矛盾都能在法庭上解决,即使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社会也是和谐的、稳定的。”

贸易制度安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20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察贸易制度安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并测算贸易效率。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平均贸易效率仅为0.475,对印度、日本、越南、印尼、缅甸和俄罗斯等国家有较大出口潜力;贸易国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间越长,越能提升出口贸易效率;出口目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提升,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出口目的国司法效率、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以及金融自由度的提高有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而政府财政支出和商业自由度的提高却不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为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应充分重视出口目的国贸易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制度,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

浅析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安排

一、助学贷款的现状从1999年建立学生助学贷款制度以来,为进一步实施和完善该项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及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先后转发和下达一系列通知和规定。国家助学贷款是以信用为抵押,以学业为保证的专项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指由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下属各基层银行经办的国家贴息的贷款,对象是研究生、本、专科贫困生(含高职生)。贷款力度比较大,最长还贷期限为毕后4 年内,可展期,但是不能减免。

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合理性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诉讼费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主要是沿袭或参照发展相对完善的民事诉讼收费制度,并在实践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在本质上的区别,决定了不应将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直接引入行政诉讼领域,由此引发了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