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

普遍主义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原则。二战以后,根据这个原则西方国家创建了以北欧为代表的覆盖全体公民、综合各种福利项目的福利模式;同时西欧国家开创了如公民权、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理念,其理念是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几十年后,许多新福利思想已经创造了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这些理论是否拓展和促进了福利国家及其原则?事实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被逐渐丢掉其核心价值,代之以更实用的、折中的、妥协的福利理论,这些已经远离普遍主义的宗旨;即使依据这些新的理论,西方国家也难以走出困境的怪圈。

国家困境与其治理路径的变迁——关于民主宪政在当下的正当性的另一种解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是一项特殊的制度安排,产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合作,增进收益。国家困境是指掌权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与国家的目的之间的不一致状况。国家困境的存在严重扭曲国家作用的发挥,存在"哲人王"和民主宪政两种进路去缓解和克服国家困境问题。在农业社会,"哲人王"制度模式的收益与成本比值要高于民主宪政模式,具有自生能力,是当时有效率的制度选择。而在工业社会,由于信息成本的降低以及对制度需求的增加,民主宪政制度模式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较之"哲人王"模式更有效率,因而是当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国家自助困境与国际合作

国家利益的矛盾性导致国家自助困境。国家自助困境分为实力困境、战略困境和身份困境,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解决,国际合作随之产生。国际合作是指国家间经协商合意或社会化而进行的政策和行为的协调。只有结合理性选择和社会学两个视角才能完整理解国际合作。

制度创新是避免“低效率国家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阶段我国治理能力转型的最终追求,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在追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低效率国家治理困境"。文章首先分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阐明"低效率国家治理困境"理论,提出并论证制度创新是避免"低效率国家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

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

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的多数举措,常常让人以"政治素人"的不着调一笑了之。将之放到民族国家的大历史中审视,特朗普的一系列提法与做法其实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处境和当下转向具有密切关系。在争取第二任期的竞选中,特朗普更是遭遇了民族国家"灯塔国"的特殊困境,政治歧路、疫情冲击、经济下滑、族群分裂、社会动荡、外交再造,交错而在,将任期内的政治理念冲击得零零落落,将执政期间已经取得的政绩几乎归零。这不仅显著增加了特朗普连任的难度,而且促使人们重思特朗普的国家理念与施政进路。种种内政外交因素,似乎更加注定了特朗普政治理念的保守性。一种具有宪法原旨主义意味的美国重建与国际秩序重构,若隐若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国家的后发劣势分析

人工智能的链式反应特性会使得率先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成为新知识的掌握者和有关领域的拓新者,逐步扩大世界的极化效应和累积循环效应,使原本就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后发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形势。科技的进步也会扩大世界的技术鸿沟,使得错过发展机遇的国家面临经济发展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军事对抗中处于不对称性地位,同时也存在政治交互中的被干预风险。因此,要处理技术全球扩散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后发国家应积极寻找发展突破口,国际社会要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国际合作,建立制度保障,以实现技术的良性发展。

应重视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于建嵘撰文《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指出，国家治理包含着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因素，但内涵更丰富，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积极性。从治理主体来看，除了直接执掌政权的国家和管理者以外，还包括大量的非直接执政的政治组织和个人。从根本上讲，政府与社会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根本的一致性是要改变传统政府的权力结构、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并让社会形成合理的体制和有效的治理才能实现，要达到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和良性互动需要经过不同途径、不同阶段的曲折而漫长的探索和磨合的过程。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就要做到规范城乡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社会公益重塑人文精神；发展扶贫济困、志愿服务、养老、就业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发展；保护社会宗教组织，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规章，给予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更多的信仰自由。

“成长的烦恼”——当前新兴国家经济困境及启示

西方跨国产业资本转移,导致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跨国金融资本推波助澜,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思潮为跨国资本"鸣锣开道"。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