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以靖州三锹“万世永赖”碑为例

靖州三锹牛筋岭款场“万世永赖”碑所载事件,对清代后期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依循该碑文记载,结合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材料,透视出在清代后期国家权力进入三锹地区对地方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反映出三锹地区地方组织对生计资源配置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从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视角探讨该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以及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价值及重要意义。

国家在场:资本下乡与村落共富效应的路径

资本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生产要素。在资本下乡背景下,村企如何实现互惠共赢是促进乡村振兴与村落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资本下乡有序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引导资本市场逻辑与乡土逻辑的有效对接,推动工商资本与村落打造利益共同体。

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国家在场”既是边疆治理的基础,也是维护、彰显边疆的国家属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治理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文化视角与“臣民-文化治理”下中华文化支撑着边疆的“国家在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以统一国民身份体系为国家治理依托的同时,辅之以边民的“民族”身份实施差别治理以加快边疆发展,边疆的国家在场以制度、族际、发展的方式予以体现。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和边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一步突出了以边民的国民身份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凸显了边疆治理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和整体国民内涵。面对“两个大变局”的当下,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取向、以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为基础,通过各族人民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国家在场”的新意蕴。

国家在场:中国新闻志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制度顶层设计,迅速确立“国家在场”在新闻志书编纂中的全面主导地位。同时,通过体裁建构确立新闻志编纂标准、将新闻体制嵌入新闻志门类划分,并通过组织史料刊物出版等技术路径强化新闻志叙事的国家立场,在微观层面落实国家力量对新闻志书编纂的引导与调控,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与此同时,新闻志的“地方性”则渐趋失落。随着数字方志的日渐成熟,一个可以更好地呈现物质地情的数字空间或可给新闻志的“地方性”以更为充分的展示,进而平衡当下新闻志编纂中失衡的“国家在场”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并为观察整体历史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在场”视域下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与启示——基于G乡反贫困治理的田野调查

利用“国家在场”的人类学分析框架,对乡村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征、动力机制做出全景立体描述,总结其发展经验,以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基于G乡的田野调查,发现反贫困治理中的“国家在场”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全面交往、广泛交流与深度交融。新时期,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国家在场视域下越南家庭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

伴随着国际化融入进程的不断深入,越南高度重视家庭价值观建设。越南传统家庭价值观向现代化演变的历程是家庭、社会与国家三者关系互动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从隐性到显性,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化。在此过程中,越南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制定、机构调整、运动建设和仪式展演等方式始终在场,只是显现方式和介入程度有所区别,最终越南形成以“温饱、进步、幸福、文明”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成为越南国家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越南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民族舞蹈学的学科范式构建研究——基于“国家在场”视域的文献考察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热潮中,各学科不断在其研究范式中探寻新的可能与突破。舞蹈学科日益倾向于以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野观照民族舞蹈艺术的实践与理论,促使诸如“舞蹈人类学”“民族舞蹈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得以深入开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民族舞蹈学”学科发展中的范式构建从概念内涵、文化价值、美学指向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阐释,以此探讨“国家在场”视域下民族舞蹈学的学科知识生产与话语表达。这对于认识与把握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规律、文化特质有所助益,同时也为探索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之路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国家在场:数字中国建设的区域发展与平台实践

数字技术的进步对全球数字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改善社会状况。在数字鸿沟与数字红利并存的情况下,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国家在场特点为区域发展中的平台建设运营提供了更多助力。与北京、杭州、广州等地相比,缺乏本区域内的超级互联网平台企业是中西部地区数字中国建设的障碍之一。本文以腾讯“一部手机游云南”、字节跳动“抖音乡村计划”为案例,探讨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推进数字中国区域化发展的平台实践,该项目以国家在场、政府推动、平台合作为机制,在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文旅发展、数字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一定的实效。其平台实践回应了中西部地区如何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发挥平台技术优势,服务于地方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对其他平台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中西部地区在未来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应重视数字技术作用,持续加强平台合作,集中政府优势资源,持续发挥国家在场的政策影响力。

国家在场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研究

传统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承担着相应的思想涵化功能。但研究表明,国家在场下,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目标接续,催生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在实践中,国家在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形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依托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这一时空背景,并遵循“载体-话语-效力”的动态改造逻辑。面向未来,国家在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形塑仍将延续。但不论如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司法功能应主动服务于主体功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话语融通。此外,还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一体化的建构方案。

“国家在场”视域下我国警察体育实践逻辑与发展前瞻

“国家在场”是推动中国警察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我国警察体育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国家意志的政策支撑和精准治理。基于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首先对警察体育的“国家在场”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警察体育三大发展方向中“国家在场”的实践理路,进而总结出中国警察体育的实践逻辑。具体包括: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紧跟社会发展需求;以警员全面发展为内生动力,强化警察生命健康保障;以警体教育改革为着力点,促进警体发展的科学引领;以警务实战为建设目标,提升警察体育的应用效能。新时代中国警察体育发展,应以“生命本体观照”为新定位、以“国家-底层”共同在场为新格局、以“夯实基础,质效双增”为新思路。

国家在场对“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实践——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为例

将国家在场理论作为方法论,从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视角,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黄河流域鼓舞编导创新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国家在场对“非遗”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实践作用。从国家与“非遗”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国家在场通过对“非遗”进行挖掘、整理与创造,落实了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传承与创新使“非遗”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础。这些过程带动了社会对“非遗”传承的参与,实现了家国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深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国家在场是传承与创新“非遗”的重要力量。

“国家在场”视角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研究

“国家在场”是国际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变迁的重要根由之一,在近几届奥运会上英国竞技体育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和政策支撑。研究首先对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了二战后英国竞技体育治理的“国家在场”历史脉络,进而分析“国家在场”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包括: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向度行为一致性;竞技体育资源投入目标与评价的双向强化;支持运营“世界级赛事”(WCP)并设置“运动员表现奖”(APA);鼓励公民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竞技体育决策咨询并发挥作用等。最后,结合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对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的相关启示。

“国家在场”的中国老年体育:回顾与思考

引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运用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老年体育组织建设及其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旨在探讨中国老年体育中的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互动中的问题与缺憾。结果认为,国家在场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体育的发展,但国家缺场与国家在场并存,也存在社会自主性缺失等方面的遗憾。研究提出从宏观战略上加强对老年体育总体发展的谋划,并给予社会力量以有效的激励,实现国家与社会对老年体育的"双轮驱动"。

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

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着接触又保持着距离的活活泼泼的民间社会,我们可以在民间社会的改变中体察国家在场的种种影响,也可以在国家仪式的规定中体察民间社会的机智。

“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始终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社会中,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加强对乡村的整合和渗透。乡村社会为了达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国家”作为一共同体的整合表示认同,同时又型塑出一定的空间,国家和民间社会都可以进入其中,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攫取和争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悉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是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在场”的。

“以国之名”:农村征地策略中的国家在场分析

通过调查华北农村的高速公路征地项目,分析农村征地策略中"国家在场"的主要形式与特征,着重关注符号、话语和标准化的工作方式,洞悉征地过程中国家权力行使者对农民进行的情境构建与情境逼迫,从而探寻在国家权力趋于分散状态的当今农村,权力的实现形式、运作能力、合法化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在场与民族社区宗教正功能的生成--以贵州青岩为例

民族社区通常被视为一种宗教场域,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宗教活动或展现象征符号的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在场,体现国家在宗教活动的属性、内容、仪式和关系等方面的存在。本文以贵州青岩为个案,阐释国家在场对民族社区宗教活动具有的重要影响,即国家通过自我规定和制度安排,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方式来实现民族社区宗教活动正功能的生成与建构,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

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

民间社会要复兴自己的仪式,必须运用好国家符号,通过民间仪式中国家符号的设置显现国家的"在场";而在当代旅游经济迅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蓬勃展开的背景下,国家又会主动把民间仪式的管理纳入到国家事务之中。这是一个双向需要和双向运动的过程。由于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大,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民间社会向国家的主动靠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场时的"国家姿态":国家是主导者、施惠者。民间社会是参与者、受惠者。传统"简单"社会仪式活动的原始平等被打破。

“国家在场”视域下国家认同探究——以精准扶贫中民族地区G乡为例

“国家在场”是指国家与地方社会两者的互动关系及路径问题,用来分析乡土社会嬗变的理论框架。“精准扶贫”是国家以政策为手段的在场和行政的嵌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国家力量对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有着形塑作用,影响国家认同的建构。以民族地区G乡为场域,结合田野定性和定量研究,从“主体—在场”的视角切入,考察精准扶贫实践中“国家(扶贫干部)—地方(民众)”的互动情况,探究国家认同建构具体、生活化的样态。研究表明,在G乡精准扶贫实践中,国家与基层社会民众的良好互动,国家力量深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具体形象化,并通过对国家政策、扶贫干部的认知来表达自我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