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T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最新发展

随着近十年来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逐渐被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援引作为实施单边措施的依据。该条款在赋予成员方在特定情形下享有采取措施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自决权的同时又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在2019年发布的“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WTO专家组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裁判性、专家组的审查权等方面均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充分,当前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上仍然存在失衡的问题,在各成员方保持高度克制的同时探索多元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下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论“国家安全”的宪法文本表达

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的文本看,我国宪法对“国家安全”的表达存在碎片化呈现、模糊化陈述的特点。历部宪法中“国家安全”的表达与不同时代的国家安全观存在高度耦合关系。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催生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现行宪法没有及时吸纳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不利于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也无法满足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破局的关键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宪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实现国家安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继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构建国家治理的大安全格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国家安全”条款的适用边界及发展动向评析——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为视角

国际经贸关系呈现出的地缘经贸关系特征使得一些国家已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中的“国家安全”条款作为其打压地缘竞争对手、赢得地缘竞争优势的法律工具。随着地缘经贸斗争日益尖锐,“国家安全”条款泛化甚至被滥用现象及其对国际贸易投资领域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必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厘清“国家安全”条款适用的国际法边界,对于防止该条款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滥用现象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从性质上讲,“国家安全”条款属于例外条款,适用该条款不但应遵循“例外条款”适用的国际法普遍性原则,还应当符合国际贸易投资领域中的具体规则。与此同时,人类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安全的内涵随着国际形势巨变以及科技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大流行病等世纪挑战促使国际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展,这对于国际贸易投资领域中“国家安全”条款的未来发展必将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应当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变革中倡导以法治精神和原则规制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条款的适用,减少“国家安全”条款泛化及滥用对当前及未来国际贸易投资关系造成的严重不利影响,提出科学、合理的规则方案倡议,推动“国家安全”条款未来良性发展。

美国经贸条约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文本发展、评析与应对

美国经贸条约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二战后期的GATT1947第21条以及在此基础上稍加修改的传统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的相关规定,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签订缺乏“其认为”词语的例外条款的双边投资条约,及至21世纪更多贸易协定中纳入“其认为”用语以及涵盖更多安全例外清单的文本规定,虽然在文本表达上有所差异,但是美国在国际法院、国际投资仲裁庭以及WTO专家组等提出的相关陈述均强调国家在“安全例外”问题上的自我裁判权,不管相关条款是否含有“其认为”词语。此类发展表明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干涉贸易政策,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中资数据处理企业在美国投资面临的安全审查及法律应对——以TikTok在美国被封杀为例

在国际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势下,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借助于投资安全审查频频干预中国公司在美投资和经营活动。2020年8月,美国总统根据CFIUS对字节跳动公司收购Musical.ly公司业务的投资审查结论,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TikTok应用程序及业务。美国对TikTok的封杀反映了美国2018年《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对非美国境内投资项目亦具有管辖权,并对涉及美国公民敏感信息和来自于特殊国家的投资项目严加审查。尽管其行为构成了贸易及投资限制措施,但可借助于贸易及投资协定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豁免条约义务。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在安全例外条款的构建、东道国投资法规合规审查、寻求国内司法救济、投资条约挑选等方面做好法律应对。

数据跨境流动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衡、边界与建构

数据跨境流动作为数字自由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因素,其规范备受数字贸易协定关注。全球层面的数据跨境流动面临数据主权与数据自由理论纷争,其核心集中于数据跨境流动可能对一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反映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则是各国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态度。对安全例外条款是否自裁决条款的争论分化出三种立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主张不采用安全例外条款,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数字贸易谈判建议限制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决属性,另有国家建议维持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下安全例外条款的形式。鉴于我国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数字贸易自由的双重需要,应当在维持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存在的同时,审慎对待其自裁决性质,推动渐进式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

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改革方向

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日益交织在一起,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在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在回顾WTO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则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安全对贸易政策日益重要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行路径及具体的举措。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近年来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主要推手,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政府更迭为重新讨论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新的机会。本文建议中国应该主动为这一机会做好准备,设计新的策略,以尊重WTO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避免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双重目标为基础,推动集体解决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