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职能豁免之例外——基于《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草案》第7条第1款的分析

新近的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初步通过了“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第7条草案,该条款将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种族隔离罪、酷刑、强迫失踪依次列入了职能豁免例外的范围。委员会成员基本就上述罪名列入职能豁免例外范围达成了一致。这些罪行大致具备以下特征,即上述罪行均是国际法上承认的最严重、最为泯灭人性的罪行,并且上述罪行须是得到官方授权、“以官方身份执行的行为”。针对具体罪名而言,列入职能豁免例外范围内的“酷刑”应当是获得官方授权而实施的罪行,而不包括擅自实施的个人行为。侵略罪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而暂不宜列入职能豁免例外的范围。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

通过国内和国际的司法实践,对犯有国际罪行的国家官员的刑事责任进行追究已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研究当今国际司法实践不仅有助于了解国际社会最新动向从而为制定一般规则奠定基础,而且有助于定纷止争,减少政治冲突,维护良好稳定的国际秩序。对于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问题,这一领域的法律还可能处于进一步发展之中。

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弱化

以皮诺切特案为起点,首先简要介绍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法庭对国家高级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相关司法实践;其次以属人豁免和职权豁免两大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国际法基本理论分析了这些实践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及其产生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受国际法人本化的影响,国家官员的刑事豁免权在司法实践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虽然国际社会对该领域某些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该领域的国际法正在朝着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

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家官员隐私权的民法限制

因国家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其隐私权具有特殊性。为防止国家官员隐私权的不当使用,须对其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接受人民监督。其监督是反腐倡廉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孙中山关于国家官员的若干主张

无论是作为一位矢志不渝的革命先行者,还是作为一个构造了完整体系的思想家,孙中山先生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人。作为积极的革命活动家,他很少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进行专门的思辨;作为思想家,尽管理论深度有所不够,他所提出的思想和政纲,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仍然反映和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要求和历史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体系。虽然他没有完成建造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任务,但他留给后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本文对他关于国家官员的构思作一粗略介绍,以资纪念,以资借鉴。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如何看待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

所谓"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并非刑法理论上公认的"阻却事由",而是专指国家官员实施了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但基于国家宏大制度和宏观政策背景,在实践中得以减免其法律责任的情形,其基本逻辑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陕西"强制引产"事件即为典型事例。世界各国虽然由严格禁止堕胎到逐渐允许有法定限制的堕胎,但不得任意处置胎儿乃是人性的底线,"胎儿值得法律保护"是最基本的共识。人的概念必须受制于"尊重个体生命"的道义命令,不应听命于不确定性的法律目的,从而使某些人失去法律规则的保护。灵活而多义的目的论解释会潜移默化地化解或者架空法律。一旦将某种目的深深地刻上"国家"或"高尚"二字,宣称"好的目的可以使坏的手段正当化"、"政府为了善的目的就可以违法",目的便具备了无限的干预力,任何个人的牺牲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牺牲,就会轻而易举并且在所难免。必须给这种干预力以极大的限制,否则它会伤及自身。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最新进展述评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是国际法领域的一个传统议题,它根源于国家主权原则,历来受到习惯国际法的调整。随着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这一议题也不断受到挑战和反思。从2007年开始,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把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以实现"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通过考察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此专题的报告和争议点可以发现,其核心之争仍在于其重点究竟是应该进一步确认授予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抑或明确国家官员不能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所有例外情形。在主权国家仍作为国际法最主要主体的今天,为了国家间正常交往和国际关系之稳定,仍应以确认授予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为原则——事实上,这也是迄今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此专题的工作方法和最新进展之体现,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计划,其将在2016年提交给国际法委员会的第八份报告中分析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限制和例外问题。

国家官员刑事豁免问题引起的法律冲突及解决途径

本文以巴希尔案和国际法委员会讨论的"国家官员刑事豁免"议题为切入点,从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两个层面考察了国际刑法上"与官职无关"规则和豁免规则的冲突,并分析解决途径。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最新发展——评“巴希尔案”约旦上诉判决

2019年5月6日,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就约旦针对第二预审分庭2017年12月11日作出的约旦在"巴希尔案"中没有遵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决定提起的上诉作出的判决,是有关国家官员在国际和外国的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最新判决,也是迄今最权威的判决,受到利益攸关方的高度关注。它也是国际刑事法院苏丹达尔富尔情势的"巴希尔案"中一系列缔约国不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而产生的最新判决。该判决试图调和此前各个预审分庭在"马拉维案""刚果(金)案"和"南非案"中采取的习惯国际法路径和安理会决议路径。尽管上诉分庭试图以此平息这两条路径的激烈争论,但是它在上诉判决中的做法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经安理会提交的非缔约国国家官员在缔约国的刑事管辖豁免仍将是一个争议中的国际法问题。

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属事豁免权——以卡舒吉事件为视角

卡舒吉事件触及到了国际法关于领事豁免权和外国官员属事豁免权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前者的难点在于执行职务过程中附带行为的性质认定。鉴于豁免权的“功能性”特征,判断关键应当在于附带行为和被执行职务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后者的认定则要区分行为发生地:当一项公务行为发生在法院地国时,该国对外国官员执行公务资格的认可是豁免权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当该行为发生在法院地国以外时,即使其涉嫌国际罪行,豁免权也应当被承认。

国家级官员对籍贯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1985—2014年间的国家级官员(正副国级官员)信息以及全国29个省市区(除重庆、四川外)的经济绩效(GDP增长率),尝试系统考察国家级官员对其籍贯所在地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级官员对籍贯地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省区国家级官员的回归系数为0.17,省区正国家级官员的回归系数为0.64,省区国家级官员的回归系数为0.14。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加入部委官员变量后仍然稳健;(2)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国家级官员的这一影响在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区更为明显;(3)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消费率和净出口率来实现的。

资治篇: 谈古代官员的职业道德

资治篇谈古代官员的职业道德马志云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进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要抓好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有必要从我国古代大量的“官箴”中汲取有益成...

唐代少数民族员外官制初探

少数民族员外官制是唐代员外官制中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组成部分。该制度是通过授予员外官职，将边疆少数民族或部落的显赫人物在形式上纳入国家官员行列。它在唐代长期而广泛地推行。

我国应建立就职宣誓制度

宣誓是人们表达意向真实性的一种古老方式。当今许多国家均实行了就职宣誓制度,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加以确定。作为一项宪法制度,宣誓制度是反封建的产物,它否定了封建特权,确认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国家官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并向人民负责。这种制度有利于人民对其选举产生的代表及官员实行监督,有利于增强代表和官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我国的就职宣誓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就当前来说,其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行政法”展望

国家官员在工作上要以联合国机构的有关条例和准则为指导,这不再是什么奇怪的情况,而是几乎已成为世界各国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的惯例。例如原子能、民用航空、传染病控制、气象学、航海、邮电通讯、国际支付和外汇管理等部门都包括在内。至少对某些国家来说。

浅谈孙中山的干部管理思想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活动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当时社会要求和历史动向的科学反映和精辟概括,特别是他的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干部管理思想,对我们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大胆地改革当前的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

俄罗斯社会的大毒瘤——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大毒瘤之一,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他们的犯罪活动不仅危害社会的安宁,而且威胁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全。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行措施,权力机构仍无法阻止各种集团控制财经和商业机构的企图、无法杜绝遍布全国的贿赂国家官员的行为、无法铲除社会暴力和不安定因素。 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真正诞生之日可以确定为1979年在俄罗斯基斯罗沃兹克市召开的由车间主们(当时影子经济的实权派)和来自前苏联各地的“合法沃尔”(黑手党教父)参加的秘密聚会。此次聚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车间主和地下商人向“合法沃尔”上缴其经营利润10％作为保护费。当商人在经营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冲突,在销售产品和处理与上级权力部门的关系中出现问题时,由他们提供保护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