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在企业转型中的重要性探讨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要求企业的管理理念、发展理念也要不断更新,因此企业要想发展必然转型和升级。企业要想对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就一定要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融入到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发挥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的重要作用来促进企业整体经营环境的改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阐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的特点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和企业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在企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发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作用的有效策略,旨在为人们提供一定的参考。

垄断平台“二选一”与反垄断规制的福利效应研究

强制商家“二选一”的限定交易行为是平台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阿里巴巴和美团“二选一”事件,采用出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的方式创建了事后柔性监管机制,有效地遏制了行业内限定交易相关的垄断事件的发生。本研究通过设置合理假设,构建了双平台竞争的Hotelling模型,研究了平台“二选一”的反竞争格局与福利效应。进一步地,将垄断平台和政府视为序贯博弈模型的两方,并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双方行为的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二选一”行为的前提是平台政策的差异化;平台网络外部性越强、规模越大,“二选一”的福利损失越大;传统监管规制下,政府需持续付出较高监管成本;在政府传统处罚之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的出具有助于行业建立长效的外部督导机制,增加了垄断平台的“犯错成本”,从而有效规范垄断平台行为。

格式条款的规制协调与反垄断路径改进

当前合同法的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制路径是以信息不对称引发市场失灵的情形为蓝本,难以适配于源自交易双方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概括适用会导致信息规制不当施加于非信息问题上,内容控制承担超出其涵摄范围的反垄断规范职能。反垄断法双重标准体系能精确适配经济压迫、原生的非显著性以及决策和信息局限等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借鉴德国经验建立反垄断审批前置的"过滤型"监管模式、实现基于竞争执法权的实体性审查是两法优化分工的有力尝试。依《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设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强制审批的开展提供制度依托,基于形式的分析方法和事后监管的配合可确保制度运行的实效性与效率性。

比较法视野下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改革——以东亚公平交易委员会为例

2018年机构改革后反垄断执法权限统一交由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使,标志着中国反垄断法执法体系由饱受争议的"三家并行"正式进入"一元制"。通过对同属东亚地区的"一元制"反垄断执法机构——日韩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一元制"改革将在独立性,权威性与执法机构配合上改善我国反垄断执法体系。同时此次改革未涉及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在保持《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的职责的基础上,在委员设置的专业化程度与制定竞争政策的积极性上也尚有改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