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欢到共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形象修辞——一种体育景观观念史的视角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2020东京奥运会成为现代奥运会120年历史上首届因非人类威胁原因而未能如期举行,最后又终于成功举办的体育盛会。在全球“悲情”语境和日本“以悲为美”文化的双重影响下,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放弃以往“酒神狂欢模式”,转而采用了“物哀共情模式”。从“共情”出发,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立意高远,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理念,通过节目设置、音乐舞蹈、人员选择和装置象征等手段,深度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了日本的创新精神,塑造了一个关注弱者、包容多元、和谐共存、情同与共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由此,这也成为奥运会景观塑造观念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从“张扬人类意志”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敬畏自然与生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国家形象修辞与“习大大”的英译

"习大大"是我国广大民众(特别是网名)对习近平主席的昵称。如何翻译"习大大"这一词语涉及我国国际形象建构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目前,西方世界主要有三种翻译"习大大"的方式。研究发现,"Big Daddy Xi"是目前最好的翻译选择,因为这种翻译方式不仅能准确表义,还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应针对"习大大"的英译问题开展国家形象修辞,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基于国家形象修辞的新冠疫情防控话语研究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一次大考。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也有少数国家基于意识偏见以及国际竞争考虑对中国疫情防控恶意污名化,对我国国家形象塑造构成挑战。如何在重大突发危机中塑造理想的国家形象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需要政治经济实力的支撑,也离不开国家话语的建构。论文基于国家形象修辞视角,梳理应对新冠疫情的防控话语,从面向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两个维度分析,综括数据修辞、诗词外交修辞、命名修辞、家国故事修辞以及标语修辞等话语修辞策略,研究疫情防控话语实践对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参考。

“第一夫人”影像与国家形象修辞——以米歇尔·奥巴马的影像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国家形象修辞"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形象修辞是一个国家为维护或者改变自己的形象所采取的符号性活动,是整个国家的官方形象、大众传媒形象、文化与经济产品形象、公众形象等修辞活动的集合,其中,"第一夫人"的影像修辞就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修辞活动。"第一夫人"在其作为时尚典范、母亲典范、妻子典范的背后,无不包孕着更深刻的政治隐喻,值得我们关注。

政治领袖的影像与国家形象的修辞——以美国白宫发布的总统影像为例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国家形象修辞"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形象修辞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或者改变自己的形象所采取的符号性活动,是整个国家的官方形象、大众传媒形象、文化与经济产品形象、公众形象等等修辞活动的集合,其中,自然也包含国家领导人的影像修辞。美国白宫发布的总统照,就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国家形象修辞活动。这些照片在修辞上突出表现为"去政治化"、"去礼仪化"、"去中心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背后,又无不包孕着更深刻的政治隐喻,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

《修辞学发凡》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当代修辞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实现了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体现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修辞手段的话语策略构建、修辞目标的话语效果聚焦等。当代修辞学研究的话语转向也突出表现在领域话语应用上,解决社会的话语应用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在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领域语言行为、功能言语行为等话语应用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当代修辞学的话语转向推进了修辞学理论的科学化和实用化。

领导人平民化话语与国家形象构建——习近平主席外访演讲分析

将领导人外访演讲置于国家形象修辞的言语行为框架,通过对习近平主席8篇外访演讲进行分析,发现习主席外访演讲使用了平民化隐喻、名人名言、相似的习语、叙事及其他平民化话语方式进行构建。目标词网页检索分析结果表明,习主席平民化话语拉近了中国领导人和西方普通民众的距离,构建了正面的中国形象。

目标、问题、方法: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述评

胡范铸的《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是中国修辞学界第一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专著。这部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模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验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等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可以说在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发现、方法设计上,全面标志着中国百年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更标志着中国修辞学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新觉醒。

＂海量接受＂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兼论构建＂机构形象修辞学＂和＂实验修辞学＂的可能

国家形象修辞应该说是机构形象修辞的一种特殊类型。修辞学历来关注的主要是个人话语,随着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机构话语的修辞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而这一趋势也势必将深刻制约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目标产生问题,问题选择方法。中国修辞学包括机构形象修辞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在当代社会,修辞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说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如何"我说你听"的问题,而是"我"、"你"、"他"互动的过程,由此,机构形象修辞如何表达是重要的,但如何接受也许将更为重要。与个人话语交际不同,当代机构修辞的一大特点就是"海量接受",面对的不是一个接受者,而是巨量接受者的集合。为了有效分析这一集合对于机构修辞的接受过程,实验修辞学研究将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实验修辞学就是运用调查、测试、计量、建模等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的方法研究修辞行为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新的课题,需要更多的方法探索和设计。由此,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机构与机构、机构与社会的对话,我们以为,可以借助目标词词频统计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关注度,借助目标词共现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语义价值,借助目标词前三网页研究考察机构形象修辞在网络海量信息中的有效存在,借助目标词自由联想测试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目标接受者认知中的概念结构,借助目标词引文分析研究机构形象修辞的被转述率……由此,也许将有效克服机构形象修辞中最大的弊病"自言自语"。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控制,暴露了当代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信息的生产与管理。而信息的生产与管理,不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这里,既要“依据文化加以治理”,也要“对文化加以治理”。而无论“依据文化加以治理”抑或“对文化加以治理”,其核心都是观念文化的“扬弃”,这一“扬弃”贯穿了危机预防、应对与善后全过程: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把握先机,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预警,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流言”;危机一旦发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实施社会动员,既及时全面采集疫情、民情各种重要信息,又能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何为信息责任”;危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社会信任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只有自觉发扬积极性观念,克服陈腐性观念,才可能形成疫情防控的文化共识和长效机制,并推进新时代“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